当代小说《烟与糖》

当代小说《烟与糖》内容如下：

糖

糖，是一种使人皈依于自我的辅助剂；黑色包装盒，彩色文字，如梦境的叠印，一板上有十颗，绿色或者粉色，原产俄罗斯，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她把它从包里拿出来摆在桌上。

那是一只白色的手提包，白色肩带，金色带扣与拉链；她身上的一切，除了头发眉毛和眼睛，大体都是白色的。冬天，一件白色的羊毛衫，脖子上白色的丝带，她的鞋不是白色的。

她笑的时候眯眼睛，不露牙，把手肘支在吧台上。法国人让她试试学调酒，她就从高脚凳上下来，鞋跟触及地面，绕着吧台走了一圈，让法国人手把手教着分辨不同的瓶子，如何拿起、倾倒、转动勺子，切一片柠檬。酒吧里烟雾缭绕。

男人们在抽烟，法国人和邻座的中国男人，白盒子的中南海免税，与打火机叠放在一起，汉字标识正对着前方。她见到的绝大多数男人好像都抽烟。法国人给她递了一支，她摆摆手，打火机在两个男人的手里流转，哗嚓哗嚓。

她是从两年前的夏天，塞维利亚的雨季开始吃糖的，欧洲和糖让她变了很多，这是件好事情，比如失眠不会再来，那些来自感觉过剩的失眠，由糖不遗余力地填补了。两年前在塞维利亚，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邀请她跳一支弗拉明戈舞，结束之后给了她一颗糖，一颗她早已忘了是什么样子，却认为从此拯救了自己生活的糖；棕发男孩的公寓里养了一只绿色鹦鹉，在她献出自己的初夜时，那只鹦鹉在窗台上咯咯地重复着西语的“甲虫”一词：escarabajo，塞维利亚的街上便下起欢快的小雨。

从清晨的白色床单上醒来，她第一次体会到投奔幸福的感觉，花洒喷涌而出的热水划过皮肤，水雾攀上玻璃，棕发男孩青色的眼睛朝她笑，嘴里叼着一颗糖，床头柜上还零星有两、三颗糖。她的小名就叫糖，因为从小笑起来很甜。有一张照片，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上拍的，头上戴着一顶生日帽，七岁。她的生日在春天。

在得到第一颗糖之前，三年前，那个时候她还不戴隐形眼镜，不化隐隐约约的腮红，不在脖子上系丝带，不抽烟，现在也不抽。白色手提包里放的是艾司唑仑片，解决失眠的唯一办法。她是个感觉动物，自认为拥有比任何人都更敏感的嗅觉系统，更能体悟类似爱、自由、浪漫或幸福的味道，这些味道一旦诉诸文字便会立刻被中和，烟消云散；诉诸药物和香烟也是一样的。她试过不同的药物，从塞维利亚回来之后，氨酚曲马多、枇杷露、立健亭、氯硝西泮、布洛芬或咖啡，最后发现只有糖管用。刚开始是偶尔尝一片，后来每天睡前都要吃；上海能买到的糖比塞维利亚的差了不少，东京的就还不错，这时的她一天差不多得吃两三片。

她是两个月前到东京的，理由自己也说不清楚——追着感觉——在涩谷这家开在天台边的酒吧，朝外走两步就能看见城市夜空。店老板是法国人，客人也是外国人居多，讲英文——她的日语不好——这间酒吧就成了她每周必来的地方。

法国人能讲好几种语言，说早十年的时候，他游遍了世界，在欧洲开的是一辆皮卡车，在美洲坐飞机穿越雨林，到中国是二〇一〇年，一五年来的日本，一直待到现在。他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圆片眼镜在鼻梁上跳来跳去。她说，她也总梦想着环游世界。

酒吧的吊灯是暖黄色的，暖气灯立在屋子一角，红漆的墙面，在她的白色背影上镀一圈金。

酒调好了，她捏着高脚杯回到座位上，双脚离地，龙舌兰日出，在彩色杯垫的衬托下显得尤其漂亮。法国人也夸她：“你是我在东京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她笑了，说自己是个中国女孩，讲英文的口音还没脱去西班牙语的痕迹，她用手指把糖从锡板上摁下来，手指的指甲贴片也是白色的，像一颗颗小月牙。粉色的糖落在手心，一颗，两颗。

一颗落进法国人手心，另一颗停在她的舌头上。她想起了些什么，“好久不见。”拿起盒子在邻座的中国男人面前晃了两下——

“吃糖吗？”

烟

他在抽烟，从踏进酒吧到现在，接连抽了有四根烟。白色烟头，抽完就扔进一只金属烟灰缸里，刺啦一声，烟头熄灭的声音使他安心，好像自己抽烟就是为的这个。

十七岁，那是他下定决心抽第一支烟的年纪，比许多人都晚上一点儿，没什么不好的；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严密考量，唯独抽烟不是。在家乡大街上徘徊时他曾想，我十七岁了，应该做些十七岁该做的事情——傍晚总有那么一帮无所事事的青年，叼着烟，向路过的女孩耍流氓，向男孩找碴儿——被拦下来借钱的时候他想，我必须得抽烟。

变化对他而言是个比较陌生的词，她把那盒糖在他面前晃了晃，对他而言，包装上五颜六色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变化。糖片是圆形的，但不是理念中那种圆，球体。小时候他梦到过上帝，上帝是一个球体，他推着它走在故乡的黄土路上，到一处曾被土方车撞倒的柱子边，醒来。球没了。

他把烟当作镇痛剂，以健康为代价，缓释一切最为经济有效的办法，无论是悲伤、愤怒、焦虑或者失眠，还是偶尔难以抑制的感觉，拥抱的欢愉、行走的冲动。香烟说再等等，赋予迟滞的权力，把灵魂从嘴里吐出来。现在他二十三。

在四年前南下的绿皮火车上，窗外飞过一行行田野房屋，车厢连接处是乘客聚集抽烟的地方。他的烟盒空了，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孩递给他一支兰州，浅黄色烟盒，过滤嘴里有陈皮爆珠。铁轨的尽头是上海南站。女孩离去时在烟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第三位到第五位是三个0。

电话拨通的第二天，他们在苏州河边相逢。戴黑框眼镜的女孩一直在哼一首歌，不告诉他是什么。他们淋着小雨沿苏州河畔走过一段，轮番抽完最后一支烟；香烟把他的神经弄得迟钝了，也许浑身都迟钝了。酒店的房间在高处，十三楼，窗外是河水倒映着的灯光；他们焦急而迟钝地试图完成那些动作，一无斩获，感官也延宕，打开窗子透气，拆开一盒兰州，燃尽之后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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