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挖起》内容如下:
这天,是耳朵先醒来。我听到了鸟叫。
它们从低声部开始,慢慢提上来,在中音区搓几下,猛的拎出几个高音,在无法持续的时候,突然形成花腔,向空中砸去。我的梦就是被它们砸醒的。我醒得不是很彻底。那些碎片,还在脑回沟里漂浮。我侧过身,把右耳朵压住。
“啾啾,嘀咦,啊嗬——”
我不懂鸟语,也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
我是个音盲,说五音不全,还是客气,至今不知道如何辨别音域。
唱,于我是喊,直着嗓子,青筋在脖子里一根根凸显,脸慢慢涨红,那些旋律在我喉咙里左奔右突。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餐前卡拉OK,是主宾尽欢的象征。餐桌前,凸肚的电视机高高挂着,银色的麦克风拖一根长线,唱歌需先在CD机上按数字。切出来的画面,大多是泳装。有时,还来个大特写,明晃晃的三点式,逼着众人的眼睛。唱得好的,纯属少数,大多跟我一样歪瓜裂枣,在回应的时候往往扭扭捏捏,不肯出手。在请与让的来回中,点一曲。出于礼节,在座的都会鼓掌。时间长了,很多人往往把当初的谨慎忘记了,只要别人一怂恿,便抓起话筒直喊。
有次,单位的二把手闲聊时说起一把手的趣事,某乡镇的领导请他们吃饭,餐前照例要OK,一把手推说自己不会唱,但盛情难却。一把手唱了一半,乡镇领导坐不住了,起身把酒杯递给他,说还是吃酒。二把手说这件事时,那个笑,像暴晒的棉花铃。不久,又去乡镇,还是老套路,请一把手先唱。二把手的手仍比别人拍得快,拍得响,脸上的表情极其虔诚。那时,我怀疑他说过的话,仅是我的幻觉。
也不知是不是受这个插曲的影响,我对卡拉一下子矜持起来,无论怎么劝,我都不敢唱。
那些音符,在我的耳朵里缩成了一团。我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有音乐天赋的人,听一遍便能记谱,有这能量的,唱歌从来不会血脉贲张,他们气沉丹田,音律自由出入胸腔、前额、后脑。天赋,是自然禀赋,只能遇,不能求。
我还遇见过把耳朵当成脑袋的人。
曾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领导当时已是知天命的人,他的口头禅是“我耳朵刮到(听到)”。下面的人,在“刮到”的熏陶下,迅速分化阵线,那些热衷于收集、编辑信息的人,成为领导耳朵里的主力队员。入他耳者,也就入他肉眼。小报告,其实成了大报告。他以“刮到”的量来确定下属的忠诚可靠,凡是于他不合的人,他会花心思排挤,而且排得有声有色,当着众人向对方发难,让对方窘迫、尴尬,下不了台面,毫不留情。有一位副局长,原本是剧团里的鼓手,文化不高,但擅长溜须拍马,满嘴跑火车。他深谙领导的喜恶,一有空,便往局长办公室跑,两个人如妇人般窃窃私语,当突然爆出笑声时,俩人的“沟通”便也结束了,但笑声,仍在走廊里回旋,接应者顺势接过,捧出几串呵呵,如流苏,装修着他们俩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后来,受他排挤的副局长调走了,因临近年末,这位副局长打电话来问我单位的福利怎么不给他。这事本来不属于我分管,我大可不必操心。第二天,一位退下来的女局长跟我说,人家也是做了一年,福利要给他的,你要跟领导反映一下。我不知深浅,便跟主要领导说了。主要领导沉着脸,问我是不是他打电话给你了。主要领导一向看不起那位副职,贪小便宜是其中缺点之一。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他打来电话,因为这样一来,显得那位副职很庸俗。于是,我替他挡了一下,只说我自己想到的。
从此,我被他视为局外人,处处给我穿小鞋,明明是我的工作职责,他会指使另一位副局长分管,变相贬低我的能力,摆着众人的面冷嘲热讽,嘴上毫不留情。党委会议上,在征求意见时故意把你漏掉。我本是个敏感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时刻锉着我那颗脆弱的心。
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小报告变成剃刀,一下一下削着他的耳朵,没有血,如同削一支白蜡。那些白蜡,掉在地上,变成了针,一枚枚飞来。我一惊,梦跟着醒了,窗外居然驶过一列火车,呜呜着,不知是进站,还是出站。
事后,我得知那位退居二线的女局长,先前已经跟他打过小报告了。他沉着脸问我时,他已经知晓这件事。因为我顾及了对方的颜面,导致他对我产生了不信任,凭借他的脸色与言辞,下面的人迅速梳理方向,我成了个别人小报告中的一个碎片。
终于,眼睛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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