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贫困大学生：他们面临的困境中没钱只是第一道坎儿》

精选文摘《贫困大学生：他们面临的困境中没钱只是第一道坎儿》内容如下：

随着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发出，又一批年轻人即将进入高校。对那些来自经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新的校园生活除了带来憧憬，还有经济窘迫，以及伴随着经济窘迫的一整套系统性问题。

贫困生标签

周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赤裸裸地审视的场景。那是2012年，刚刚进入大学，周正作为班级助学金项目的临时负责人，负责审定班里贫困生提交的认定材料。在一个教室里，一名学生会的学姐跟他交代认定材料的标准：第一，不能有智能手机；第二，不能有笔记本电脑；第三，“看起来要像一个贫困生”。周正没听学姐说完，就从教室里跑了出去，站在学校的草坪上哭了起来。他说，作为“贫困生”，自己“当时很胖，有200多斤，确实不符合一个刻板印象里的贫困生形象。再加上内心敏感，听到第三点时，我如坐针毡，觉得她是不是在针对我”？

这是周正第一次被“贫困生”的标签刺痛。周正来自山东的一座小城， 父母在他四五年级时一起下岗。之后父母继续在私人承包的厂里上班，爸爸每个月800元。妈妈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600元。上大学时，周正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套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入学后，他用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后，也提交了国家助学金申请，希望帮家里减轻负担。但在开学的材料评审中，听完所谓的贫困生标准，他主动退出了评选。

张欣是湖北一所一本院校的老师，在学校的大学生资助中心工作。接受电话采访的这天上午，她正在接收省里发放的国家资助政策宣传页，“宣传页要随着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新生的。”张欣说，国内现有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大致分为国家、学校和社会三块，国家资助占绝对大头，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大类。除了助学贷款，自己所在的学校，国家助学金每年可资助6000人左右，占本科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均资助金额是33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对成绩的要求较高，金额也更高，平均每人在5000元，名额在800个左右。

张欣在这所大学已经工作十年有余，从辅导员一路做到资助中心负责人。在她的印象里，来自农村的孩子占受资助群体的60%以上。而所有接受资助的学生里，被纳入民政系统名单里的扶贫对象占到25%——30%，也是国家资助的重点；剩下的学生需要自己申请，而申请时，他们需要被认定为“贫困生”。

差别化对待

张欣在校工作的10年，见证了贫困生家庭经济认定中小组评议工作标准的变化。“一开始，需要学生自己申请，并在班里宣读自己的申请书，后来取消了宣读环节，只需要学生写家庭情况说明，并让户籍地的乡镇或村一级组织盖章认定即可。发展到后来，发现有些村镇故意不给学生盖章，就取消了盖章环节，代之以小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议，评议通过后就可以获得贫困生身份认定。”

小组评议一般由辅导员、班干部、党员和其他同学共同组成，本意是让班级里的其他同学通过申请学生的认证资料和日常消费情况，判断其是否真的“贫困”。这种方式是为了保证评选结果的公正，虽然后面几经演进，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尊严和隐私问题，但仍不可避免地让“贫困生”的身份在同学圈子里公开或半公开。

背负着“贫困生”的标签，意味着随时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无形监督。大学生草野见过，班里接受资助的一位男生买了苹果手机后被举报。最后，男生拿出购买记录，证明它只是一台三千元的二手手机后事情才作罢，但男生因此“很受伤”。

正是因为无法承受“贫困生”身份所带来的差别化对待，一些学生会主动选择放弃申领助学金。当辅导员时，张欣遇到过一个女生，个子很高、头发很长，平时注重打扮，“一眼看过去，绝对想不到她家条件相对困难”。这个女生曾主动找到张欣，说自己的爸爸在深圳打工，家庭并不富裕，父母省吃俭用，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自己，还提到寝室的同学，都可以为她的家庭情况作证。她希望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但同时请老师帮忙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张欣向她保证，不会主动说，“但如果评上，必然要公示名单，如果其他同学产生质疑，学校必须要回应和解释。好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要先满足你的温饱，才能兼顾到你的尊严。一旦面对质疑，两者无法兼顾，你对尊严的需求就要往后放。”解释完，这个学生再也没来找过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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