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贫困大学生:他们面临的困境中没钱只是第一道坎儿》内容如下:
无形的墙
妮妮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扶贫村,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但她爸爸已经64岁,几年前因高血压中风后,落下腿疾,只能在家里做点儿简单的农活,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作为一个标准的“寒门学子”,妮妮曾放弃省城高中的学习机会,从乡镇中小学一路读到了985大学。2019年入学时,她的学费是在脱贫攻坚帮扶人的帮助下,申请的全额国家助学贷款。此外,她还每年从学校申请到5000——6000元的奖助学金,包括4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和1000——2000元的勤工俭学收入。学校以45%和55%的比例分上下两学期发放国家助学金,这成为她大学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妮妮说,在学校里,仅靠学校的助学金,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社交的,“我出去玩一次,吃一次肯德基都要考虑再三。”但在大学里,不参与正常的社交生活意味着用一道无形的墙将自己与其他人隔开。
姚女士是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的一名前项目官,大学时就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过针对大学贫困生的奖学金资助项目,毕业之后又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在和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触时,她发现他们从外表看,并没有很窘迫,也会烫头发、穿不错的鞋子,“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样子”。但通过资料核查和家访,她会发现,这些学生的家庭情况一如资料所示,没有虚报。
带着疑问,她去跟公益机构的执行人员以及学校的老师交流,对方告诉她,这种消费行为背后是贫困生应对朋辈压力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自己不被排除在学生圈子之外。
草野至今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那是2017年,自己还在上大学,室友们每天都买奶茶喝,但对他来说,近二十元一杯的价格实在太贵,“可是如果不买,又感觉融入不到这个圈子。”不仅如此,室友之间过生日,也一定要互送礼物,“我送过一个价钱100元出头的礼物,还被室友们说太便宜了,这让我很不知所措。”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贫困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么省吃俭用,要么通过兼职来维持开支。大二上学期开始,妮妮在一位学姐的推荐下,找了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我把兼职的钱定义为自己可以随便花的钱,它让我能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工作内容是每天晚上7:00—11:00去校外教培机构里,给8—15个学生辅导功课。
但“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减负政策后,妮妮所在的机构遣散了兼职员工。几乎是同一时间,学校所在的省份突然发生大规模疫情,学校开始封闭式管理,妮妮没办法再出校门去找别的工作,连学校的勤工助学岗位也停了。因为担心手里的一点儿积蓄无法支撑到下学期开学,那段时间,妮妮将各种开支精细地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希望能挺到下学期开学时发放助学金。
每到这种时刻,她总会忍不住去想,“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支撑他们的学业、休闲娱乐、恋爱?”而自己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到任何资源支持。“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但我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
落差感是贫困生们不得不学会接受的东西,它总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被唤醒。妮妮的宿舍一共四个人,大三时,当室友们轻松地谈论留学、雅思等毕业后的去向时,妮妮感觉自己与他们不是身处同一个世界,“我甚至没有办法轻松地去支付一次雅思考试的费用。”
周正也曾试图摆脱刻板印象中的贫困生形象。本科时期,他喜欢上摇滚,梦想成为独立音乐人,还花1000多元从同学手里买下一把二手琴。结果回到家,迎接他的是妈妈的责骂,“家里的情况已经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买一把琴?”
做学生资助工作多年,张欣的一个明显感受就是,伴随着贫困生的,除了经济问题,还有一整套系统性问题,“因为贫困生人数比较多,所以在我们眼中,他们的个体差异性大于作为贫困生的群体共性。但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讲,一个在贫困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是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的——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比如父母离异,家庭内部缺乏关爱,存在家庭暴力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连锁问题,比如自卑、敏感,无法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发钱就能够解决的。”
张欣经常鼓励身边的学生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项目,例如在老师办公室做学生助理,“虽然收入不多,但可以将学生‘抓到老师跟前,让他们在跟人的关系中建立自信心,获得肯定,这对贫困生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帮扶手段”, 张欣说,只是依靠学校的力量,能覆盖到的学生数量依然是少数。大多时候,学生最终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
周正后来是通过读书慢慢学会了从金钱以外的维度去理解周围的世界。研究生毕业后,周正又进入一所985高校的古代文学专业读博,相比于十年前,那是一个“更卷的”、阶层差异更明显的大学环境,好在搭建的知识体系正在让他变得坦然和从容,“我现在会觉得,其实人怎么活都行,并不是必须照着周围人的模式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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