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康德姐》内容如下:
我留学时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小镇四周被玉米地包围着,商场里也没有太多好一点儿的品牌。
时日一久,留学生们也养成了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在高速公路上开两个小时车去一趟芝加哥,叫“进城”。在品牌店扫一通货,去唐人街吃一顿重庆火锅,将买的东西开车拉回来,一路夕阳相伴,玉米地绵延无边,便是“回村儿”了。
解馋、扫货之类的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女生还好,往长留就是了。可男生就不好办了——更准确地说,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不好办。
韩国大姐李金姝的理发店,刚好方便了陈焕生这样每月剪一次、每次最多消费二十美元的男留学生,所以很受欢迎。
李大姐的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小。当街挂个牌子,再穿上一对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到,她就收了风铃,牌子哑了,便是收工了。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她的店,都说那风铃声好听,暗地里却笑她的英语太差。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纳沙、迭戈和老板李金姝。先说这康德姐:只要她出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肯定排她的号,一者大家同是中国人,二者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可惜专业太形而上,搞的是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淘香烟时认识了一名美国人,漂洋过海嫁过来,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她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脸上那漂亮劲儿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可惜她丈夫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她丈夫在高速公路上开得飞快,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圈。她丈夫生前是这里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处于偿还各种债务的爬坡阶段。康德姐这边绿卡还没办下来,英语讲得也没那么利索,一夜间就成了遗孀——还是偿还各种债务的遗孀。
正是从这时起,康德姐抛弃了那一书柜的萨特和加缪的着作。她抱着女儿,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她的苦难。虽然她的英语磕磕绊绊,但人们还是听哭了。各种援助纷至沓来。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将现金塞进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实实在在。美国人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能玩儿的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周旋于各种债主间,并加快绿卡的申请进度,有人帮她申请政府救济和医保,还有人建议她在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韩国大姐,便是李金姝。李金姝最开始带来各种吃的: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一盒盒烤海苔片。两个女人来往几次,李大姐就问:“你会不会剪头发?”岂料康德姐被问哭了,当下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把剪子。原来丈夫出车祸是因为去底特律开会,穿的西服衬衫是她给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得知丈夫出车祸后,她从垃圾桶里翻出给他剪掉的头发——淡黄色的一缕,收在一个小盒子里。因为亲手碰过,所以头发比骨灰更让人伤心。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让她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能吃苦,一大早把孩子放在幼儿园,上午在李大姐的店里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带喂,看着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开的“唐王朝”中餐馆端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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