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回忆我的大学时代》内容如下:
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
最后还是决定考,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
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还是照顾入了学,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时,大学却突然对我敞开了大门。本来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
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干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
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
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幔,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懒,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
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便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
有人把我们宿舍叫做“造币车间”,我是头号“造币机”。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耍幺蛾子的。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
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
我们还请来着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讲到该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画比画。大师冷笑道:我只会指挥乐队,不会指挥录音机。下课后,同学们有的骂我,有的嘲笑我,当时我还不服气,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听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的时候。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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