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回忆我的大学时代》

精选文摘《回忆我的大学时代》内容如下：

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

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唯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

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地破灭了。不但大学梦破灭，连上中学的权利也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农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学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了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就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

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尽管数理化不行，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示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

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劳动回来，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他的手里，攥着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

父亲站在灶前，浑身打着哆嗦。他注视着我，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他对我说：“你想什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已经被撕开。

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借着灶火，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

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音。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

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这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1976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

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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