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

精选文摘《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内容如下：

四是三孩生育政策会促进三孩出生人数与三孩生育率的轻微回升，但三孩生育政策的最大效应可能在于对那些一孩夫妇形成心理上的更大压力，迫使其中的部分一孩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因而可能会促使二孩生育率的轻微回升。而对于那些不想生孩子或者只想生育一至两个孩子的妇女而言，三孩生育政策对这些妇女而言是无效的。

事实上，这种内在的低生育意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也不是通过外在的减轻经济负担与照料压力、增加教育资源配置等配套支持措施就可以完全解决的。现在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主要集中于外在的生育友好环境的塑造，而很少关注到少生优育甚至不婚不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内化行为，甚至演变成一种“类宗教信仰”。这也是西方国家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效果不彰的原因所在。不要认为采取经济刺激、帮助照料与子女教育等就能唤起人们的生育热情。

此外，中国生育文化嬗变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矫枉过正的现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与“损己利人”生育学说相契合，因而深入人心，要彻底纠正既往的计划生育的思维逻辑与历史羁绊需要时日。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姗姗来迟与对人口认识上的严重滞后。比如，借口人口数量巨大及其对资源环境压力等，漠视30年低生育率现实，还是不愿意一次性地取消对生育的限制，并努力寻找种种理由，就是最好的明证。殊不知，在低生育率条件下，对人口数量控制越严，对人口结构合理性的破坏就越大，那种“既要控制人口数量，又要改善人口结构”的说法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愿望。

《领导文萃》：那么，生育与养育成本会因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而下降吗？

陈友华：多位专家已经表示，单纯生育政策放开已不足以改变目前低生育率将延续的趋势，需要进一步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尝试，且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与更加完善，但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或以上，全部都处在更替水平以下。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一老一小”方面的政策措施，少有成功的经验，更多则是不怎么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教训。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支持政策不断加码，但令人遗憾的是少子老龄化却愈演愈烈。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本身在加重财政负担的同时，多没有达到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初衷。而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举措多演变成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因超出国家能力范围，导致这些福利国家负债累累，因而不得不对福利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要求家庭与个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财政危机爆发的风险正在不断积累。因此，我们应当对西方应对少子老龄化措施的成败得失有更加清醒而全面的认识，而不是一味地不经鉴别地加以颂扬与借鉴，同时也要对中国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效果不彰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坦率地说，一味地靠增加国家福利来化解社会问题的努力多是失败的，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多没有实现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初衷，却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坦率地说，一味地靠增加国家福利来化解社会问题的努力多是失败的，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多没有起到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初衷，却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实际上，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一旦上升，是很难下降的，但可以出现主体间的相互转嫁，西方国家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多是把生育、养育、教育的责任与成本更多地转嫁给国家承担，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最终还得由纳税人承担，导致纳税人的负担不断加重。而在中国，则把生育、养育、教育的责任与成本更多地转嫁给用人单位与家庭，导致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雇主惩罚”现象，女性就业歧视愈演愈烈。

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很难减轻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而仅仅是成本承担主体发生转移或转嫁而已。现在的问题是：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的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里存在着一个责任定位问题。如果由用人单位承担，一定会出现因责任规避而导致年轻女性就业歧视增加。如果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已做好承担的准备以及能否承担得起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多负债累累，许多地方甚至吃饭财政都难以维系，从什么地方去抠出钱来加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建设？如果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央政府现在也没钱，而更可能通过“印钞”筹集资金。实际上，这里不仅存在一个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的分担问题，而且还存在政府应承担部分责任时，各级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分解与落实问题。

生育、养育与教育的受益主体主要是宏观上的国家与微观上的家庭，本着谁获益谁担责的原则，生育、养育与教育的成本理应由宏观上的国家与微观上的家庭和个人承担。一方面国家要避免通过公权力强行把生育、养育与教育的成本转嫁给用人单位，从而避免“雇主惩罚”及由此导致的就业性别歧视等问题。另一方面，不仅存在国家在生育、养育与教育方面是否尽责问题，还存在家庭与个人是否尽责问题。

如果说1969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在育龄期面临更多的是生存压力的话，那么1970年后出生的人更多面临的则是发展压力。实际上压力伴随着人生命的始终，每一代人活得都不容易，相对于1970年后出生的人来讲，1969年及以前出生的人活得更不容易，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政治上还常常担惊受怕。现在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股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生活多么不容易之说，笔者不否认部分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生活确实很不容易，但相比于他们的父辈而言，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因而部分带有夸张的成分在内，现代年轻人忍耐力下降与收入增长赶不上欲望膨胀，最后导致上述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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