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

精选文摘《中国三孩生育政策：意义、挑战及对策》内容如下：

《领导文萃》：从上述关于三孩生育政策和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分析中，您可否进一步归纳和阐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陈友华：我简单做个分析，第一，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这是他得意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书中他提出了“损己利人”生育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性是无法避免的，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性和生殖又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生育（生殖）对人（生物）来说并没有实际好处，“营养是损人利己的，生殖是损己利人的”。费老用制度主义视角理顺了人类生育行为的跨期激励机制如何被现代化规制所介入与干扰，透视了人类社会天生所具有的“低生育”体质，现代个体生育理性崛起必然带来低生育率行为蔓延，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病”。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生育是“损己利人”的，与人性相违背，以往因缺少现代避孕节育技术，性与生育密不可分，因而在传统社会，妇女多生育了超过其意愿的孩子。第二，现代避孕节育技术让生育控制成为可能。以往生育数量较多，其原因在于缺少安全、高效、便宜的避孕节育技术，因而性与婚姻、生育密不可分。如今情况则完全不同。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作用。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思想与行为改造运动，即使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后依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第四，受现代化的冲击。传统上，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视家庭、生育友好但人口负担沉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生育行为分别受到现代化冲击与生育政策影响，早在1992年就呈现出低生育率特征，“生育对社会结构完整性的修复”作用变得愈加弱化。国际经验显示：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之中，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领导文萃》：三孩生育政策表明国家生育政策更加宽松，但大家的生育意愿却不强，除了上述深层次的原因外，还有什么更具体的原因导致大家不愿意多生孩子？愿意生三孩的会是哪些人？

陈友华：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中至少存在三部分育龄人口并表现出三种心态：第一，不敢生。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育龄人群实际生育二孩的热情远低于预期。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这主要是受到“经济负担重、婴儿无人照料、教育竞争激烈、女性家庭与工作间关系难以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正是针对“不敢生”问题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但问题在于，现有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多是为了解决“不敢生”问题，而忽视了“不能生”和“不想生”的影响。第二，不能生。受晚婚晚育观念的影响与现代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婚育年龄大大推迟，具备生育三孩条件的育龄妇女多年龄偏高，早已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她们如果想生育三孩，将面临生殖力大幅下降、高危妊娠、高危生育和养育负担加重的风险，因而有时需要采取抗高危生育和辅助生育措施，才有可能将二孩生育者转化为三孩生育者。不过，这样的群体在中国是小众人群。第三，不想生。从西方国家生育激励政策效果不彰可以看到，人们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刺激生育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这里涉及生育文化问题。低龄有生育能力的人群是未来生育的主力军，但他们面对更多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压力，受不婚不育、少生优生思想影响，更加看重个人的自由、独立和享乐。根据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年轻人不会因生育政策松动而大幅提高生育率。

总之，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学界，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应对育龄人群“不敢生”方面，而缺少对育龄人群中“不想生”现象的关注和应对。应该意识到，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想生二孩或者三孩，但由于家庭经济与育儿条件、双方父母的时间精力、女性工作和家庭冲突等原因而不得已放弃了其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即主要是“不敢生”的育龄人群，故而要调查了解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状况，特别是了解其不愿意生育二孩与三孩的原因，并针对性地采取支持措施。对于有生育意愿但不敢生者，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支持措施，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让其能够顺利实现生育二孩或者三孩意愿；对于无生育意愿者，则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思路和支持措施，包括加强对少生甚至不生者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宣传，让不想生者或少生者对未来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要着力于转变其对生育的认知，即将重点放在宣传和引导，着力改变其少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生育文化。让有生育意愿者实现其生育意愿，即让想生者敢生，同时也让目前无生育意愿者改变意愿，即让不愿生者愿意生。

谁会生三孩？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均出现了从分化到趋同的趋势。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处在趋同阶段，生育数量与生育主体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区域、城乡、户籍性质、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今天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集中体现在究竟是生育一个孩子还是生育两个孩子。例如，中国第五、第六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均显示，中国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生育水平也多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因而继续对这些地区持有“生育水平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刻板印象是不合时宜的。此外，在网络时代，文化传播与整合的能力已然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鸿沟，现代生育观念不再为城市或发达地区民众所独有，民众多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化了现代生育观念。生育焦虑与低生育率早已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

其次，不同性别子女对父母所带来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压力是很不相同的，女孩家庭的经济压力一般明显小于男孩家庭。已育子女的性别对再育动机有显着影响，仅育有女孩妇女再育可能性比仅育有男孩妇女再育可能性大。因此，生育三孩的更可能是那些生育两个女孩的夫妇。

《领导文萃》：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养压力大等因素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低迷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很有影响，对此您如何看？新冠疫情对生育率是否也有影响？

陈友华：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两大特别的基因：一是房产，二是子女教育。而这两者现在都变得特别费钱，对生育自然构成不利影响。现在有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年轻人结婚得有房有车。实际上，年轻人靠自身积累，在短时间内在大城市要买得起房的可能性很小。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导致生养压力加大的两大因素是大城市高房价与子女升学压力。中国家庭的这两项负担确实很重，但我们是否就能据此认为房价、教育、照料等因素就是导致生育低迷的“罪魁祸首”呢？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农村和部分中小城市的房价本就不高，居住问题并不突出，大城市才存在高房价之说。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中小城市与农村的生育率也低。

包括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出让后人记住的贡献，但我等普通人却不甘接受子女的普通，一个在他人眼中可能本就很普通的孩子，在父母眼中可能变成了“天才”，这种认知上的严重偏差，导致其父母不断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而教育负担十分沉重，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一系列相关成本均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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