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蔡元培：照亮一个时代的光》

历史故事《蔡元培：照亮一个时代的光》内容如下：

时间特别紧急，照正常手续办下来，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他放开了胆量，直接去见蔡校长。他进了校长的院子，院子一片寂静。校长室门虚掩着，没有一个保卫人员，没有服务人员，也没有秘书，只有校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办公。

冯友兰进去说明来意，蔡先生就和蔼地说了句：“这是好事，当然要批证明书。”然后写了一个字条给他，让他拿到文学科去办。

冯友兰回忆：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没有校长架子，穿着长衫，贵为校长，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肃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办公室的门永远向学生敞开，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就有招收旁听生的制度，需要旁听生支付一学期两元的旁听费。蔡先生一来，旁听制度就更加开放了。他说：“每个人都有求知的权利，大学应该是对外开放的。”

蔡校长来了，北大不单有正式生、旁听生，还有偷听生。这些旁听生里有大作家丁玲、大作家茅盾、大作家沈从文、大作家瞿秋白，靠着旁听，许多学生成为了一代大家。

有个注册的旁听生叫曹靖华，他旁听俄语，后来成为着名的翻译家。每次说起蔡先生，他都深情地说：“没有蔡先生，就没有我的翻译之路。我是蔡先生的学生。”可以说，那时候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是蔡元培的学生。

马叙伦教授说：“蔡先生在时的北大，校园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听；二是图书馆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看；三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四是浴室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洗；五是体育场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玩。”

还有一次，一个叫王昆仑的北大学生问蔡校长：“我姐姐想读北大，北大招不招女学生？”

女孩上大学，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离经叛道的事，甚至还会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而蔡元培却微笑着反问了一句：“她敢不敢来？只要她敢来，我就敢收。”

就这样，王昆仑的姐姐王兰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大学生。

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有魄力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七、

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去美国考察。当时，学生们去码头上接蔡先生，见蔡先生依然是一个人，仍然是一介寒儒，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

“蔡先生依然是书生本色，身上依然没有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看上去还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里。”

在他眼里，富贵不重要，读书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不讲了，那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

蔡元培一生颠沛流离，到了暮年，却连一处住宅也没有。学生们看着寒心，一直想着帮一帮蔡先生，让他安度晚年。

1936年，蔡先生过生日那天，当年北大他帮助过的一百多名学生，决定合赠一所住房给蔡先生，让蔡先生可以安度晚年。可是还没等住进去，抗战就爆发了，蔡元培举家移居香港。

1940年3月2日，蔡元培早起时，摔了一跤，三天后在香港去世了。

消息传回正在抗战的中国，全国上下一片哀悼。

蔡先生生前可是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去世时却无一分遗产，清贫如洗，甚至连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人帮忙众筹。

“蔡先生一生都在资助别人，却连棺木都买不起。”他清贫得让人落泪，清贫得让人敬佩。

如此清寒的读书人，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

这些读书人，像呵护生命一样小心呵护着那人世间的一点亮光，生怕沾上一丝灰尘，生怕随时熄灭。

蔡先生去世后，香港市民万人公祭。

蒋梦麟先生说蔡先生：“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美国大哲学家杜威说蔡先生：“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梁漱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个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先生当过高官，做过校长，可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个清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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