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蔡元培：照亮一个时代的光》

历史故事《蔡元培：照亮一个时代的光》内容如下：

有一位怪学问家叫张竞生，搞了一本奇书，叫《性史》，把房事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做研究，被当时人们大骂伤风败俗，有辱斯文。到了蔡元培这里，就一句话：“张先生的研究蛮好的，他可以来北大教哲学。”

这就是蔡元培办教育的魄力。

在蔡元培眼里，学历不重要，背景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是有学问的读书人，有修为，讲道德，有治学决心，我就敢破格任用。

在他眼里，才华是读书人的通行证，真才实学才是读书人的脸面。

四、

蔡元培刚到北大赴任，就在校门口贴上了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公告。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举动，北大学生冯友兰却看懂了：“陈独秀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青年，是敢说‘我不在研究室，就在监狱’的大知识分子。”

蔡先生不单带来了陈独秀，还把争论也带到了北大。

当年的北大，既有陈独秀这样激进青年人办的《新青年》，也有以国学大师黄侃为首的守旧派办的杂志《国故》。陈独秀大谈民主、自由、解放，黄侃等人向往魏晋风流，大谈魏晋玄学。

钱玄同上课大谈白话文的推广，隔壁课堂上的黄侃骂声不绝，一堂40分钟的课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批判白话文。

胡适大力推广白话文，黄侃就对着干。有一次在课堂上，黄先生举例：“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一定是：‘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这需要用十一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

胡适听闻，立刻回击，上课举的例子是：“前几天，行政院邀请我做秘书，我拒绝了。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用了十二个字，如果用白话文只需要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国学大师辜鸿铭是一位怪咖。都民国了，大清早亡了，他还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子，留着辫子，像个腐朽不堪的前清遗老。学生取笑他，他就反击：“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许多学生不理解，说蔡先生不该把这样的老古董带进北大这样的学校。蔡元培回复：“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是让你们学他的复辟。”

陈独秀称赞蔡先生：“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当时的北大，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有27岁的“胡博士”胡适，有拖着辫子登北大讲台的辜鸿铭，有横眉冷对的鲁迅。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誓死扞卫学术上的争论，包容不同的意见，也包容异端。

五、

1919年5月，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结果事态演变成了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当即抓了三十多个学生，其中北大的学生占了一大半。

得知学生被抓，蔡元培从5月4日起一直没合眼，一直营救学生到5月7日，反复和政府磋商，甚至放了狠话：“要治罪，治我一个人好了。”他愿意用消瘦的身体，为手无寸铁的学生提供避难所。

如此有担当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当学生被营救，蔡元培立即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北京各个高校苦留蔡先生也是感天动地。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以北大全校师生名义，呈请政府挽留，北大罢课后援：“蔡先生如一日不回，我们就一日不开课。蔡先生不留任，北大全体教职员一起辞职。”

高校联盟代表团27人前往天津找蔡先生。到了天津，听说蔡先生已返回上海，又推举四位代表去上海找蔡先生，这一追就是一千多公里。这就是读书人的义薄云天，这就是读书人的惺惺相惜！

有如此人格魅力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个人了吧。

鲁迅性格乖张、孤傲，向来以不合群着称。北洋政府把他从北大裁了，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蔡元培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而鲁迅倡导自由主义，两个人观点大相径庭。

鲁迅也曾点名批评蔡元培，说自己和蔡元培气味不投，说蔡先生是小仁小义，而蔡元培并不生气。

1927年，当鲁迅生活极为窘迫时，蔡元培知道了，又聘任他做大学院特约着作员，每月不用上班，给300块大洋。他只是不忍心看读书人受苦。

1932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日子过得极为艰难。蔡元培知道了，又托人给他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

许多知识分子说：“真正心疼读书人的，真正有度量的读书人，全天下大概也只有蔡先生了。”

六、

1915年，大哲学家冯友兰20岁，是从河南来到北大求学的学生。1918年，冯友兰要办一件事，需要北大校办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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