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小小说二题》内容如下:
水手
“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鲸鱼。远远地,交替着沉浮,巨大的尾巴不时地拍打着海面,喷射出的水雾有数米高,在斜阳的映射下,变幻成一道道彩虹……”
这是发生在印度洋上的一幕。其时李想正站在一艘远洋货轮的甲板上,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连同自己的心情。还有很多天方夜谭般的奇遇,裹着风雨雷电,被他一并塞进信封。
信都是他亲手交给我的,每次厚厚一沓。他说,你慢慢看。我也会给他一沓,里面写的都是我的生活琐屑,以及我们这座小城的日常。不用叮嘱,我知道他会细水长流,慢慢看。我们的交流无须托付邮路,也没什么时效性。每次他下船回来,我俩都要很正式地见个面,再很正式地互换信件。他说,你文笔真好,谢谢你。其实我觉得他文笔也不错,视野更开阔,时常会让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但我一直没说。没记错的话,整整三年,我们只见了五面……
我们是初中同学,两家离得不远,走得却不近,读书时他好像跟谁都不近。我知道他家境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印刷厂做临时工,他还有个小他很多的妹妹。那时他瘦瘦高高,面皮白净,坐在我后面,不爱说话。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喜欢偷看大书,曾向我借过两本。借的时候低着头,脸通红,像做了错事。还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自那时发现的,面皮白净的人格外爱脸红。初二的时候,从广州回来的叔叔送我个随身听,就是袖珍录音机,听卡带的那种。还是日本三洋的,在当时是稀罕物,全校应该也没几个。我经常偷偷带到学校,课间休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分享。每个耳朵轮流挂一个耳机,也要排很久的队。时常有人情不自禁地哼唱出来:“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后面的几乎变成了一段小合唱,难以抑制,有几次险些惊动了走廊里的老师。
那时候,郑智化的《水手》正流行,我们百听不厌。
终于有一次,李想在放学路上叫住了我,那一声好像动用了他体内不多的元气,以致脸红得发紫,头再低也难掩饰。他嗫嚅着,能借我听听吗,《水手》那盘,就一晚,行吗?随身听我从不外借,那次却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还很痛快,也许,也许是怕一旦拒绝他会哭吧。经过这件事,我俩的友谊并没有升级,他还是那么不合群,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后面,有时偷看大书,有时偷偷发呆。只是在那年的元旦茶话会上,他结结实实地露了一次脸,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击鼓传花嘛。鼓点骤停,花传到谁手里,谁就得站出来出个节目。李想把红花捧出了白花的效果,勾头弓腰,哭丧着脸,很快将茶话会带入了追悼会的气氛中。冷场。继续冷场。最后是谁推了他一把吧,或者是他绊了自己一下,礼节性的掌声终于让他站稳了脚跟。他唱了《水手》,前两句声音还微微发颤,后面就渐入佳境了,几乎技惊四座。到后来他的眼中已有泪光闪烁,唱词铿锵,很快引发了一场大合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一直认为,那是李想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追忆往事时,这段很难绕过,出乎意料的是李想对此反应冷淡,匆忙岔开话题,即便他已是一名真正的水手了。初中毕业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听别人说,他母亲后来也病逝了,他高中也没念完,四处打工,供小妹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小城,进了一家机关单位。小城很小,我们是在街上碰见的,我没认出他,是他喊的我。像是另一个人,身形粗壮,皮肤黝黑,只是笑起来还是那样腼腆。他说,我去年上的船,第一次休假。又说,一起吃个饭吧……
从此,李想再回来我们都会出去坐坐,他的话还是那么少,只能由我不停地发问,好在我对海上生活一直很好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很苦的”“怎么不孤独”“习惯就好”……
他也会说,“继续给我写信”“你的文笔真好”“还是家里好”……
我曾买了很多书送给他,还送过他MP4和小收音机,觉着多个水手的朋友也不错。他会送我一些外国钱币和纪念邮票什么的,让我觉得有个水手朋友真挺好的。整整三年,我们见了五面。后来他到底没有做到三副,在信中他说真的厌倦了,他想上岸了。他亲手将信交到我手中,其时他已经下船了,彻底不做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目送他到街对面,绿灯都快闪过了,他还犹疑地站在马路中间,看上去很恍惚,与周遭的人群车流格格不入……
从此,李想再没找过我。同学聚会他也没到场,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听说已搬到了另一座城市,生意做得很大,都是听说。意兴阑珊的一众老同学,又从酒店转战到KTV,借着酒劲儿干号着,硬撑着,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也不知是谁点了郑智化的《水手》,顿时群情激昂,如回光返照。那是一段合唱,也是一段绝唱:“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其时我正在卫生间,听到了,不由得也喉咙洞开,大声呕吐。同时泪眼蒙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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