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故事《追凶》

现代故事《追凶》内容如下：

一、

1952年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的局长马益三眉头紧锁，一支烟夹在手指间却任由它渐渐燃尽。此时，他的双眼紧盯着办公桌上摆放的一封信而陷入了深思。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这封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马局长再一次拿起信细读了一遍，脑海中却掀起了波澜。有关破获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凶的来龙去脉，他的心里是清楚的。那是在1949年2月2日的上午，北平市公安局的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当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十分刺目、阴冷，他当时就问一名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其中有个人回答说：“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的首领李大钊。”

尽管这个声音很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3个字无疑如一个个巨雷般地震响着。他连一秒钟也没停顿，几乎是吼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道：“你们把它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当天回到局里，朱文刚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汇报了情况，得到了妥善保管好的指示。转眼到了1950年，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人之一的王冶秋心心念念要找回杀害李大钊等烈士的绞刑架。在找寻的那段日子里，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东城找到西城，打听绞刑架的下落。

当谭局长得知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寻找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他马上报告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彭真当即指示谭政文，由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这座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文物，摆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谋又在哪里呢？

追查凶手的迫切愿望成了公安民警统一的心声——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1951年6月20日，化名吴博哉的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他还交代了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检举信就摆放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杀害李大钊烈士的主谋之一吴郁文已被依法镇压，而另一主谋雷恒成显然已潜逃到了上海。上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洞也必须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二、

新成公安分局是上海解放不久后成立的。当时一共分为六个股：一股管交通，二股管刑侦，三股管户籍，四股管治安，五股管政保，六股负责隐蔽战线工作。追缉雷恒成的任务理应交给六股的同志们来执行。

当王天杰股长来到马局长的办公室，马局长只是把那封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得很慢也很细，当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

马局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给你3天时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

王天杰一个敬礼：“一定完成任务！”随后，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傍晚，王天杰从食堂里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叫来绰号“老鲁”的年轻警察鲁全发：“老鲁，给你看封信。”

看完信，鲁全发不由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即把主谋绳之以法。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分析检举信里的线索：“了明禅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毕竟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门洞里？这就需要找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了解情况。

目标明确，鲁全发“蹭”地站起身，“我这就去当地派出所调户籍资料，查询雷恒成的下落。”

然而，鲁全发把黄陂派出所每一张户籍都翻看过了，并无此人，连户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恒成的。

结论自然是查无此人！

鲁全发不死心，他又在户籍登记中再仔细查找，突然，一个“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纪、籍贯、职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相仿。鲁全发心想，会不会雷恒生为掩盖真实身份用了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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