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故事《斜桥路上的晨曦》内容如下:
二
在上海,郭大力一边在学校教英语,一边刻苦自修德语和钻研经济学。他借住于闸北的沿街小屋,每天啃淡馒头,喝冷开水,常彻夜亮着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王亚南愤然回国,以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抵沪后,他很快找到郭大力。
“大力兄,我刚回来,已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王亚南见面就说,“通过几年的用功学习,我对实现在大佛寺定下的合作计划,有点底气了。”
“亚南兄的学识,今非昔比!”郭大力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对《资本论》第一卷,我已试译了一部分。”
在街头的面摊,两人边用餐边商量,决定着手选择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着述进行翻译。接下来的译书过程中,郭大力仍未中断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试译,王亚南还参加了上海进步文化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突袭闸北。因郭大力所住的地块也遭日军猛烈轰炸,刚译毕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毁于炮火,所有衣物也化为灰烬。他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并发誓:“一定要完成与亚南兄的合作计划,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
二房东望着废墟,气得连连跺脚,这位老太忍不住哀号:“阿拉死脱的老头子,做了大半辈子小生意赚着两根金条。我用来顶下几间房子出租,现在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朝后日脚哪能过?东洋兵坏透,这批赤佬不得好死哟!”
郭大力劝慰二房东几句,想到附近另找住所,老太却拽住他:“郭先生是个好人。侬肯定呒没地方住,我正好要去投靠附近的堂阿妹,她家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有个三层阁可以暂时借给侬。”
郭大力顷刻一贫如洗,却并未灰心,他仍起早摸黑地忙碌着。不久,他与王亚南合译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当人们得知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扛鼎之作竟是由初出茅庐的青年首译,引起轰动;继而,他又与王亚南合译、出版英国着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主要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大力在上海有了温馨的小家庭,他在教书之余,开始重译《资本论》;妻子虽未过问,但深信自己的丈夫是在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她默默地给予支持。王亚南则在反复研读《资本论》一些章节的同时,相继撰写《经济学史》和《世界政治经济概论》两本书;1933年11月,他由沪抵闽,参加刚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仅月余便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取道香港赴欧洲,在柏林学习德语,搜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料。
三
1935年夏,王亚南从海外返沪。郭大力闻讯,把他请到家里,妻子朝石库门外察看了一下,转身泡好茶,还有意拧开了收音机。
王亚南漫谈欧游见闻,又拿出不少有价值的参考书,激动地说:“你在信中提及,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有完成《资本论》全部翻译的扎实基础。我感到讲得很对。”
郭大力充满信心地说:“为了让《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问世,我们现在应尽快全力投入!”
随即,两人相继与上海的多家书局洽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事宜,均未成功。经朋友介绍,他们又造访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出版商,那人也予以推托:“敝公司实在不敢接受。这种书的发行量无法判断,最主要还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尽管如此,两人却毫不气馁,依然坚信《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定会被印行。所以,他们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71号开张后,就有印行《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考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个出版机构获悉,郭大力和王亚南正在申城译书,便不顾经营困难,由主持编辑业务的郑易里和艾思奇(均为中共党员)出面,与两人商议出版事宜。
初春的黄昏,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行驶的有轨电车铃铛“当当当”地响,报童叫着“《大美晚报》来啦”,小摊主吆喝“桂花赤豆羹”,各种声音混杂于一起,仿佛组成了“交响曲”。四个人先后步入一家咖啡馆,服务生端上冒着热气的咖啡,室内轻音乐掩护了他们的谈话。艾思奇、郑易里、郭大力、王亚南会面后,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
艾思奇开门见山:“翻译《资本论》具有迫切性,革命同志都希望中文全译本尽快出版。听说两位先生正在译书,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意印行这部世界名着。”
郭大力脸露欣喜:“读书生活出版社愿冒风险出版《资本论》,这真是太好了!”
郑易里问:“《资本论》有厚厚的三大卷,内容博大精深,约 230万字。两位先生为敝社译书,有什么困难吗?”
王亚南喝了一口咖啡,抬起头:“大力兄与我早已约定,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坚决做好这件大事。”
“为了给译者提供必要保障,敝社将在每个月向两位先生各预付40银元版税,用于日常开销。”郑易里明确表示,“这项支付不会受到敝社常规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我们将提取2000银元单立账户,作为专用。”
“这样,就能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定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抓紧译书。”郭大力和王亚南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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