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鲁迅困住鲁迅孙》内容如下:
2、
讲究门第、家学的中国人尤其愿意把子孙与父辈紧紧相连,谚语“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等,无不昭示着文化惯性里对名人与伟人后代的精神、身份想象。
不过,在这条想象的“文化传承”路径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环境与时代。
环境、时代、个人经历的诸多不同,造就了祖先与后辈的不同人生轨迹。
虽然周海婴在回忆录里承认,长子周令飞在性格上与鲁迅有着颇多“隔代遗传”的相似之处,“自主性很强”“凡事只要认准了要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周令飞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17年了,沧海桑田,个体的家族记忆如何能掩盖时代洪荒?
因此,周令飞对祖父的了解和认知,也和其他人一样多半是听来、读来的。不过,因为多了一份家族内部的视角,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文化符号的鲁迅,他多了一份直观感知。
周令飞的名字“令飞”,倒的确是许广平、周海婴母子俩商量后为了纪念鲁迅而采用的鲁迅诸多笔名中的一个。
但这是出于中国人重视家族、血缘,纪念父辈的一种情感惯性,与思想精神、文学价值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己儿孙的期待,在其遗书里已交代明白:“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如果说,作文、作诗、作画都算一种技能,可以耳濡目染,也可以代代相传,那文学和艺术,则像一种带有灵性的、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复杂产物。它不可投机,不可强求,正如叶圣陶之子叶兆言曾提到写作与家庭没什么关系:“这不像中医,有独门秘方可以代代相传。”
从前有人问周令飞:鲁迅的“两棵枣树”,分别有什么含义?周令飞一时答不上来,只觉得“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
《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材必选文,学生时代的周令飞也难以理解,他曾在采访里坦言,自己对祖父的认知甚至是“一片空白”。
鲁迅的文化遗产不是周家子孙单独享有的,而是百年来不断被解读、铸炼的国民性瑰宝,要透彻地消化这份瑰宝,不仅需要人生阅历和岁月的积淀,还得有一种跨时代的悟性。祖辈的精神财富,不足以供子孙后代消耗与消解。
好在,鲁迅其他几个孙子似乎也走出了各自的路。次孙周亦斐,从小喜欢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名企业家;三孙周令一,曾在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记者;孙女周宁远嫁日本;还有个侄孙去香港做了演员,名叫许绍雄。
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更别说像祖父那样“弃医从文”。表面看来,鲁迅那句嘱咐“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倒是整体得到了彰显。
3、
相比10年前,今天的鲁迅似乎更多被置于一种属于年轻人的热闹中。
“热闹”和“狂欢”是不一样的,“热闹”还包含了一层可爱可敬的亲近。
以2021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鲁迅趴在地上嚼着辣椒写《狂人日记》的那一幕,令青年雀跃。但周令飞觉得有点夸张,他知道的情况是,祖父是个很讲究、有条理、爱整洁的人,买东西带的牛皮纸包装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绳索谨慎地缠起来,甚至在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会专门从床上下来,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这些真实而无奈的细节,在时间中逐渐被遗忘,一个人身上最具英雄主义的、对文化精神遗产最具启发巩固作用的特质却被保存下来,且加以放大。
其实,真实的鲁迅不是只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他也是温和、敦厚、慈祥的,“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进入21世纪,年过不惑的周令飞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还原真实的鲁迅上。
他帮助父亲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与父亲合写文章《鲁迅是谁》,办展览,出版《鲁迅零距离》,逐渐认识了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的祖父。那些从书本里得来的斗争性和刻薄,并非不存在,而是只存在于鲁迅的文字和特定人生阶段,但并未作为性格基因延续下来。
历史的结局往往是概括性的: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为他揽聚了太多俗世荣光,笼罩在他的头上,将他神化,革命者、政治家、思想启蒙家、民族脊梁或精神战士等“鲁迅形象”不断浮现出来,真实的鲁迅反而越来越远了。
日本作家竹内好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把鲁迅化为一种观念,便是把文学本身固定化了。唯有否定鲁迅的象征,才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无限的、崭新的自我”。
不过,当今天的年轻人闲谈鲁迅与柿霜糖和茴香豆的渊源,研究他的“两棵枣树”,笑着讨论“鲁迅孙子的胡子有多像鲁迅的”时,有人认为这是将伟人偶像化了。我倒觉得,这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拥抱“真实的鲁迅”的一条生动的注脚。
诚如鲁迅自己在《三闲集》里说的那样,“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同样无聊,过誉与过贬都是对真相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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