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戏缘》

精选文摘《戏缘》内容如下：

每日跟父亲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了我的稚嫩而稍有疏忽，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在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别的孩子。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就看得极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在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的喂鸡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肥短衫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下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那里傻唱……想象与现实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画个句号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更新的高度。

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亲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呢。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家伙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至今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还未成亲的爱人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一气之下我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的。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嚎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水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这一念之差是否使中国京剧界失了一个角儿，我不知道。

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反响。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担任。王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嘶嘶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的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戏前，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我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了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摧毁，由此唱戏的一颗心终究是冷了。

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荧屏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的女儿当然再不会出现当年刘媒婆、谭富英一类的错位，这个追星族所追的星星也已不是她母亲当年推崇的穆桂英与赵云，而变做郭富城、张学友之类。其热烈程度较我有过之无不及。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就有人想邀我去演电视剧。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遂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摘自西安出版社《一别两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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