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内容如下:
我还清楚地记得军校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这就是战争,真正的战争……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要跳进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轻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女孩子嘛,就是这么傻!得,当然是遭到我的士兵们一阵讪笑。
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小时后,手脚就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4小时后,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层出现变化。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过或者露水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国工兵在野地中布过雷;如果他们设置了铁丝网隔离带,就必须找出隔离带的长度和宽度;还有他们使用哪一类地雷,是反步兵地雷还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厉害的地雷?还要精确找出敌人的火力点……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在头一天夜里就要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走廊出来……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样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的”雷区比别人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演一部电影……一部多集的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一切都摆在食堂桌面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女人都神经兮兮了,大概以为砂锅里都会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们把那种缸子叫“士兵之梦”,比用铁锅更实惠。但是在烤炉深处,隐藏有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的,那是20公斤炸药。嘿,这就是你们说的砂锅啊?
您知道,在战争中我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我们实话实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为了活下来,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区,比如我决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电影开始之前有一个乐队演奏和艺术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厅里跳舞。跳波尔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后以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女人”结束。音乐对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甚至让我一时间忘掉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还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之处仍然有死神守候着。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炸飞了几辆汽车,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一样。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带里面以免踩在脚下绊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要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我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于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战后又过了好几年才实现的,他们比任何人作战时间都要长。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仍旧不能摆脱提心吊胆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作为1946年的新年礼物,上级奖励我一块10米长的红缎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呢?难道复员之后我要缝制一件红色连衣裙,胜利的红裙子?”我望着河水发呆……不久,我的复员命令就下达了……和通常一样,我所在的全营战友举行了隆重欢送式。在晚会上,军官们给我献上一份厚礼——一块大大的刺绣蓝头巾。这块蓝头巾让我不得不献上一首歌曲《蓝色小方巾》。那次,我为战友们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发烧了。脸肿得嘴都张不开,原来是长出了智齿……我从战争中回来了……
——阿波琳娜·尼科诺夫娜·里茨凯维奇-巴拉克(中尉,工兵扫雷排排长)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战争中没有女性》 作者:[白俄罗斯]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者:吕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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