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隐秘的名贵特产腐败》

精选文摘《隐秘的名贵特产腐败》内容如下：

所谓“名贵特产”,是指某地特有的或特别着名的产品，本应成为宣传地方形象的靓丽名片，但许多名贵特产却被充当了政商灰色利益链条上的“活动工具”.

情感贿赂和长线投资

在众多名贵特产中，茅台酒尤其显眼，很多官员对茅台酒情有独钟。

2020年10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剖析乌鲁木齐市原副市长李某案。报道称，李某认为自己处处高人一等，在接受老板宴请吃喝时，他在酒桌上刻意把人分三等，对应的酒也分三档——自己喝十五年的“茅台”,老板喝“水井坊”,下属喝本地产的“三道坝”.他说：“我是副市长，怎么能和他们喝一样的酒，只有我才能喝十五年的茅台酒。”

自诩为“清官”的敦煌市委原书记詹某舟则“嗜玉如命”.2020年12月18日，詹某舟因受贿罪被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詹某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某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二好打麻将，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某舟则“只赢不输”.

广东省一名处级官员告诉记者，有些官员的喜好被一些人掌握后，很多行贿者都会有针对性地去行贿，甚至导致受贿者家中“名贵特产过剩”.他举例称，广东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察厅原厅长钟某坚特别喜欢虫草，家中就有满满一面橱柜存放虫草。

比传统行贿方式更隐蔽

福建武夷山市天心村号称“中国岩茶村”,该村多位茶企老板告诉记者，很多茶企给政府官员送“礼品茶”很普遍，有些政府部门也会与一些茶企合作，定制一款“礼品茶”.这种茶不是哪个茶企都能做，还要看茶企的名气是不是大，茶本身是否属于有一定知名度的好茶等。在采购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回扣现象。“比如，采购时1000元/斤的茶，可以写成2000元/斤。现在反腐力度加大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有的官员给领导送茶时，在数量上甚至以“吨”为单位，可谓出手大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临沧市委原书记李某平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2011年至2013年间，李某平为感谢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白某的关照，先后送给白某夫妇价值人民币四十四万余元的普洱茶四吨及价值人民币十六万余元的临沧茶一吨，共计价值人民币六十多万元。

行贿的这些茶叶，李某平并非自掏腰包。时任普洱市政府秘书长王某证实，李某平先后安排他以政府接待用茶的名义采购三吨当年的古树茶制作成茶饼后送到白某家。

反腐学者庄德水指出，跟其他方式相比，这类问题的腐败性质一样，但是表现形式上更有隐蔽性。比如有的看上去很普通，但可能价格昂贵，外行人也很难看出其价值；有的商家给其打上“品鉴”“非卖品”之类的字样，给昂贵的价格打掩护。很多人在送礼时，会通过“官员亲自品鉴”等形式，暗示官员价格，官员也会心领神会。

名贵特产“生意经”

一些名贵特产进入官员手中后分为三种情况：有的自己留用或欣赏；有的将受贿物品当成行贿物品再次“转赠出手”,从而拉长了这条利益链条；还有的则做起了“生意经”,将这类物品进行转手倒卖。

茶企圈内“以茶洗钱”的腐败操作手段并不鲜见。有的茶企老板或经销商，会成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中间人”.一位知情者举例称，比如某行贿者想找一位官员办事，就会问领导喜欢喝什么茶。官员称某家茶店不错，然后行贿者心领神会，就与该官员到某茶店喝茶，进而买茶。“这时行贿者不在乎多少价位，茶店说多少就是多少。官员拿到这部分茶，再折扣后退还茶店”.

还有茶企老板称：“在反腐力度加大的背景下，我去看望一个重要的官员，直接给钱或金银首饰他不敢收，我就给他很贵的茶，并暗示他价格，他可以自己收藏或放到市场上交易。”

在名贵特产的腐败链条中，一些高档礼品回收门店也是腐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一些官员受贿后，自己消费不了的物品，有的转赠给其他官员，有的也会折价出售给一些礼品回收门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门店的老板充当了官员洗钱的掮客。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

2018年12月，中央纪委曾下发通知，要求严肃整治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牟取私利的问题。此后，多地结合本地特点，列出了详细清单，例如，青海名贵特产主要是指冬虫夏草、昆仑玉及其制品两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纪委明确本地名贵特产包括：奇石、玛瑙石、佘太翠玉石、肉苁蓉、羊绒驼绒制品、珍稀动物制品、高档酒等；新疆本地名贵特产清单则囊括了西红花、新疆虫草、新疆紫草、天山雪莲和鹿胎、鹿茸等珍稀药材，和田玉、碧玉、金丝玉、东陵玉等玉石，海蓝宝石、碧玺、祖母绿、红宝石、水晶等宝石。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毛昭晖坦承，清单的公布便于办案人员进行甄别和开展工作，从长远看，名贵特产对官员的腐蚀是一种渐进性的诱惑。因此，一旦认定名贵特产和权力之间发生关系，不论价值多少，一律要算行贿受贿。

有专家表示，名贵特产腐败问题衍生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在公务消费的报销上存在漏洞。比如，很多官员以公务消费名义购买名贵特产送给相关领导，相当于“用公费行贿”.二是一些官员落马后，这些名贵特产的价值与其受贿时相比，可能出现了很大的升值空间，因此这类物品的折价也出现难度，直接影响这类官员的量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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