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赴死与爱死——《文城》的悲剧书写》

精选文摘《赴死与爱死——《文城》的悲剧书写》内容如下：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匪祸横行的大背景之中，乱世天然就具备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氛围，其图景构成动辄是大场面的人群，军队、匪徒、平民们，一旦形成了群体汇聚而成的全景图，那么个人的渺小就更加被凸显出来，个人的生命便成了最脆弱、最易损害的东西，当这样一幅图景展现在眼前时，死亡已经被浓厚的乱世氛围冲淡了——我们可以预料到必然的死亡。死亡主题在余华的作品中并不罕见，而《文城》则将两种悲剧形式——弱者的死亡与强者的死亡，置于了同一个叙事空间之中，“正文”与“补”，两个部分，两种腔调的声音同置，使得小美的悲剧在历史的大叙述面前更加动人。

清末民初之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处于大的变动之中，革命、战争纷至沓来，那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民族国家话语被置于高处，在此，文学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巧妙地重合了起来，对历史的思考、想象与呈现代表着当代作家的艺术价值判定以及审美取向。在时代洪流之中，“人”是最渺小的，也是最易被遮蔽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眼光放在时代的变迁这一宏大命题之上，只有宏阔的笔触才能将动荡不安的大时代容纳进去，这样的时代需要有力度的文学。

而《文城》的正文部分无疑就是群像式英雄悲剧的大叙述，本文的基调是肃杀、悲壮的，以乱世中的死亡为底色，浓墨重笔渲染出的一幕幕死亡图景少了此前余华惯写的悲哀、荒诞，但因独具时代特征的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侠气，其带来的震撼感与冲击力丝毫未受减损。就如那十八个壮烈牺牲的民团兵士，他们没有被葬在西山，顾益民把他们葬在城隍阁前的空地上，他要百姓们记得是谁保卫了溪镇，他们的死值得立碑做传。

我想把林祥福的死称为“赴死”。在决定前去赎回顾益民的时候，女儿的样子突然浮现在了林祥福面前，这仿佛是什么预示，此去凶险万分，要做好必死的决心，然后他想到了陈永良，他轻声说，“我去”，这时，他决定赴死。在临行前，他写好了三封信，他写“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所以写下信，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当然，我相信他是期待着希望着自己可以活着回来的，所以才又把这句话给涂黑。他去翠萍那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饭，这是他给自己的告别仪式。在临行前，他不断想起自己的女儿，在去往匪窝的船上，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余华在这里给了林祥福的死亡以长长的铺垫，这个铺垫不仅让读者隐隐猜测到他的结局，这种延宕强化了林祥福本人对自己前路的预知，即便知晓前路但他仍旧要去“赶赴”即将到来的死亡。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立足于严肃与宏大，旨在严肃而不在悲，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Katharsis）”，“卡塔西斯（Katharsis）”即要求对于接受者情感的克制，可以说，古希腊的悲剧多是一种英雄悲剧，是悲壮的，而悲壮则是严肃的、是震撼的。

“死亡”天然可以与“悲剧”划等号吗？赴死是悲壮的，是知前有猛虎偏向虎山去的精神，是我们民族中为义而杀身成仁的赴死精神，是中国自古以来传承的气节，英雄的死值得立碑做传。永远被人们铭记与无人所知的蝼蚁的死亡相比，有意义的死亡是悲剧吗？

如果林祥福的死、独耳民团的死，是英雄的死，是“赴死”，那么小美的死，则是小人物的死亡，是“受死”。当小美携着她无法摆脱的宿命登场，如同蝼蚁般的命运似乎怎么也无法被称为悲壮，她是个平凡人，是生活的弱者，甚至她的死无人在意，可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却代表着历史中千千万万同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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