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着活下去》内容如下: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
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作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
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
05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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