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三余笔记》

精选文摘《三余笔记》内容如下：

就如人之一生，一落地，就要哇哇大哭，父母耳中犹如一曲美妙的泣歌。及至成年，哭似乎成了女人的专利，正是她们与生俱来的自卫武器。莎翁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殊不知弱者的取胜之道，正是以柔克刚的幽幽泣歌。

哭泣，又是生命意识最强烈的表现。人不仅悲伤时要哭，喜极了也要哭，悲极怒极，反而要笑。只要还有哭的欲望，就还有对生活的依恋。

哭的艺术，非到老年不能彻悟。人在哇哇的啼哭声中坠地，又在亲人的悲泣声中入土安息，生生息息，终究离不了哭的艺术。

概而言之，一切生之欲望，生之奋斗，都在这幽幽泣歌中了：或哀婉悱恻，或凄怆悲凉，或铿锵激昂，其实都是生之恋歌啊！

之伍·千金散尽

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创业机会俯拾皆是，只要肯吃苦，肯用脑，发家致富不再是难事。然一旦手中有了大把金钱之后，如何花钱，反倒成了难事一桩。有句话说：如今是有钱任性，无钱认命。任性表现各人有各样。有人恣意放纵，挥金如土；有人却不忘初心，本色行事。当然，钱都是他们自己挣的，外人不好说什么。有道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且看古时有钱人如何任性。

清人毛奇令曾撰《明武宗外纪》一书，系采撷《明武宗实录》中所载武宗的遗事而成者，目的在于暴露明武宗之为政昏庸，游幸无度，荒淫鲜耻，任用奸佞，行动非常等诸败德失政之处，其中有篇《天水冰山录》，乃明代权奸严嵩籍没之后的登记簿，里面的账目不值赘述，但题目取“太阳一出冰山颓”之寓意十分深刻。乾隆时文人赵怀玉为此作的序更可玩味：

“方丈之供，餍饫不过果腹；万间之厦，偃仰不过容膝。不能日食百牢，身衣千裘也；不能夏兼进炉，冬兼奏扇也。而顾昼夜孽孽，干没不已者，特夸多门靡，务快一时之心志，以为不若是，则权不足以胁人，富不足以甲众……”短短不足百字，道出了敛财者的心态。用巴尔扎克的话说，贪财之心已使之成为不可理喻的“人妖”。

《金瓶悔》“戒贫词”云：“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这可谓是对财迷们的当头棒喝。但能因此就“急缩手，且抽头”的清醒者则属凤毛麟角，俯拾皆是的多是些“蝇头场上苦驱驰，马足尘中厮追逐”的人和事。

当然，能看透金钱本质的人还是有的，譬如“陶朱公”范蠡，譬如元末商人陆道原。

范蠡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人生的荣辱、时势的盛衰也是如此，因此，为人须待时而动，顺应自然。所以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明人杨循吉《苏谈》里写道：“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惜为汝祸耳。道原遂为黄冠师。”这位陆道原也是聪明人，他经历过“千金一笑、万钱一箸”的奢侈生活，后来意识到“物聚必有散”的道理，遂及时将钱财赠予他人，去当了一名道士。

陆道原的彻悟，大概与时代有关系。处在元末明初那样动乱的社会环境中，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有多少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而自己独独拥有万贯资财，即便不被眼红的皇帝查抄，怕也会被有着数千年“均贫富”思想的百姓抢劫一空。与其祸及子孙，不如及早抽身，以作万全之策。

古人的散财方法，有其当时环境的局限，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妄加评判。而今不少大款、明星通过成立基金会形式做慈善，或与患重病致贫的普通百姓结对捐助，这一正能量十足的现象已越来越成为共识，引得吃瓜群众纷纷点赞。当然也仍有挥霍无度，不以奢靡为耻，反以摆阔为荣的少数丑陋现象。虽同为富豪，其境界两者当有云泥之别。

之陆·赞摆渡人

古文难读，最怵的当推音形字义晦涩难懂。此字彼时之音义，往往与今人理解相差悬殊，甚或南辕北辙。于是，只好找注本翻看。有时圣贤们几句哑谜式的话，经注者妙手一点，如醍醐灌顶，督脉打通，全通晓明白。这些高超的注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该说什么又不必说什么，该在哪儿加以点拨又在哪儿加以赞赏。这些学贯古今知识渊博乐于为读古书之人助力的注释者，实为可爱的摆渡人。

宋代的朱熹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摆渡人。他注《四书》，有板有眼，说理分明，分寸严谨。然而，或许是他太正统、太严肃了，我读得很是拘谨。

就《论语》来说，我还是喜欢今人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本《论语译注》，好读也好懂。他有时对某一章节有些感想，触类旁通地附带发些小议论，那注就更有意思、更有趣味。

《论语·季氏篇》有一章是这么写的：“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曰君夫人。”这段绕口令似的文字，被李卓吾（即李贽，明思想家）称之为“古文最离奇者”。且看杨先生是如何“摆渡”的——

“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却遗落了‘子曰两字。有人疑心这是后人见竹简有空白处，任意附记的。殊不知书写《论语》的竹简不过八寸，短者每章一简，长者一章数简，断断没有多大空白能书写这四十多字。而且这一章既见于《古论》，又见于《鲁论》，尤其可见各种古本都有之，决非后人所掺入。”

孔子和杨先生这两段文字似乎都是注解。孔子是对早先原文的注解，解释邦君之妻的称谓。而杨先生则是对孔子注解的注解，辩解得有理有据，一本正经，说得又头头是道，令人难以质疑。在笔者看来，此时事实已不再重要，那趣味十足的小注着实叫人拍案叫绝。读书人在尘埃堆积、枯燥乏味的古书里能见此文字，犹如冬日里意外得一暖手壶，其手暖暖，其乐融融，其趣盎然也！

前几日在《光明日报》正好看到一文，当代翻译家周克希道：翻译是遗憾的艺术，更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翻译如此，古文摆渡者亦然。好的注就是一篇好文章，只有对古文怀有一颗珍视、敬畏的心，才能精准而持续地传承文化。只可惜如杨先生这样可亲可近、善解人意、通达古今的摆渡人实在是太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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