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我的恩师(人物故事)》内容如下:
在我的演艺路上,有两位表演界的师长对我恩重如山,他们就是于是之老师和蓝天野老师。
我小时候口齿不清,一直叫于是之“榆树枝儿”。我记得,于是之老师一家当年住在剧院四楼一间也就三十来平方米的屋子里。屋子那么小,还得用来睡觉、读书、会客、吃饭,不同的空间用小屏风和书柜隔开,而做饭是在门口的楼道里。于是之老师与我父亲有四十多年的交情。于是之老师家境贫寒,他学了点儿法语,给人做翻译,但机会很少,他没有钱吃饭。于是,我父亲把他介绍到地下党组织的、有学生运动背景的祖国剧团。于是之老师在那里参与演出,开始了演艺生涯,而且,他还在我家住过。他们后来又从祖国剧团到了别的剧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时,他们都是元老。
为了工作,于是之老师与我父亲有过矛盾,甚至你摔酒杯我摔筷子地吵过架。那时于是之老师是第一副院长,主持剧院工作。后来,谢晋导演邀请于是之老师去拍电影,市领导也觉得他应该有拍电影的机会,而且是谢晋导演邀请,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他去拍电影,剧院工作由同样是副院长的我父亲苏民同志负责。管理剧院很不容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茶馆》剧组去欧洲四国访问,轰动一时,而且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那时候出国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谁都想去。当时剧院把演员分成两队,一队以《茶馆》剧组为主,二队以《王昭君》剧组为主。《茶馆》剧组里有一些非专业演员,都是办公室、舞美队的,分别饰演收电灯费的、卖挖耳勺的、下棋的茶客等,他们演得好极了。那么,出不了国的二队主要演员怎么办呢?我父亲想让演员都有机会出国开眼界,平衡了一下,让二队的一些主要演员替换下《茶馆》剧组里的非专业演员。
这事确定之后,于是之老师回来了,因为谢晋导演当时没有筹到一千万元,电影项目撤销了。换演员这件事情,于是之老师不同意,他觉得那几位非专业演员演得地道,很像老舍笔下的人物。院里几番开会,最终决定按于是之老师的意见,把角色再换回来,保持原来的建制,结果剧院就炸锅了。虽然经历了被形容为地震般的巨大矛盾,但最终这件事还是按照于是之老师的意见处理了。多少年之后,我们后辈能理解于是之老师的坚持,他是在乎《茶馆》的艺术品质和那种味道。
我父亲和于是之老师的矛盾到了摔杯子的地步,是在讨论演员评级问题时。当时林兆华和李龙云在场,大家在于是之老师的屋子吃从食堂打来的饭。于是之老师认为某个人应该被评为二级,我父亲觉得综合排队、基数等情况,这个人得下一次再说。加上他们在前面《茶馆》换人的事情上有过节,肚子里都闷着气,俩人就闹掰了。于是之老师摔了杯子,说:“你别忘了咱们有四十年的交情!”我父亲摔了筷子,说:“我正是因为我们有四十年的交情!”林兆华赶紧拉着我父亲说:“上楼去,您回您的屋。”李龙云赶紧安抚着于是之,说:“于老师,您别生气。”我父亲回家后,气得不行,写了一幅字——“傀傻”,现在还在我家挂着。但他们真是正人君子,在剧院工作时还是在一起合作,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我父亲和母亲还专门去于是之老师家,探望生病的他。
在我的艺术成长道路上,前辈师长的君子之风,不把个人意气和成见混在工作中的做法,是我敬仰和学习他们的理由。虽然于是之老师与我父亲在工作上有分歧,并因此伤了四十年的私交,但我人生最重要的几次命运关口都是他成全的——我能到北京人艺工作是于是之老师批准的,我演周萍是他推举的。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们将重新排演《雷雨》,你演周萍。”那时候我水平很差,演的叫什么呀!可他在台底下为我们鼓掌。因为演了周萍,我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专业奖——于是之院长主持剧院工作时创办的“春燕杯”青年演员进步奖。
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来北京人艺排练《海鸥》,在酒会上他问于是之老师:“谁演科斯佳?”我就站在边上,于是之老师把我招呼过来,指着我说:“就是他。”我知道他和我父亲的矛盾,所以当时格外感动。这当口,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三国演义》正选演员,我被选上饰演诸葛亮,可我不敢违背于是之老师和剧院给我的进步机会,就选择留在北京人艺排练《海鸥》了。
除了于是之老师在舞台和排练场创作的身影,他那种沉浸在角色中的满足感,他对人艺的爱和所经历的一些痛苦的事情,我也是清楚的。我听过于是之老师被辱的传言。一天,他吃完午饭正在办公室小憩,躺在沙发上的他突然觉得有鼻息,睁眼一看,一张脸压在眼前。那人因没分到房,手撑着沙发扶手,鼻子对鼻子地威胁于是之老师:“分不分我房?”然后用脏话喷向他。他能说什么呢?那是院务会集体决定的,而对这个狂妄之徒,他只能尽量和气地说:“别这样,下午我还要排戏呢。”直到骂声随着摔门的声音消失。我想象不出他那天下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走进排练厅的。只要一说到这件事,我就无限地同情他、心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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