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三张书桌》内容如下:
我记得三十几岁时,有一次与几位朋友聊天。谈到未来的生活理想,我说:“我希望未来自己能有一个书房,里面摆满我喜爱的书。还要摆上三张桌子,一张用于编辑工作,一张用于撰写随笔,一张用于学术研究。”
其实这样的人生理想,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见贤思齐,叶圣陶有三张书桌:教书,写作,编辑。前者有他纯真的爱,中者是他的业余爱好,后者是他第一位的身份。陈原有三张书桌:出版,散文,语言学。前者是他的职业,中者是他的闲情逸致,后者是他身处困境时读书思考的一点收获。黄永玉有三张书桌:绘画,写作,木刻。前者丰富了他的生活,中者为他带来精神的快乐,后者是他的看家本领等等。人生短暂,我们需要汲取前辈的生活经验与智慧,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
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年龄也接近奔七。书房有了,满架的书有了,好书不是很多,但很有亲近感。三张书桌也有了,每张书桌上都摆放着难忘的书,它们包含着满满的记忆。
第一张桌子,我的出版职业。我身处这个行业四十多年,编辑过很多书,如今还在努力探索。比如经典图书的出版,为它们选择上好的皮装、漆布装、脱酸纸等材料,选择上好的版本、译本、插图,让湮没无闻的绝版书获得再生,创造中外好书的升级版,为旧经典修残补缺,重新装帧等等。再如回顾百年中国出版,许多书的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故事。我们努力将它们整理出来,重新包装上市,告慰前贤,唤醒读者的热情。近期的产品,有亚东版“中国古代名着系列”,第一本《红楼梦》。我们的做法是根据文化史、书籍史知识提出选题,根据版权、版本知识策划好书。这的确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好在此类老书的背后,站着那么多响当当的人物: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汪孟邹,汪原放。他们的思想与创造,可以说是出版暨文化传播的更高境界;与那些幼稚的商业案例比较,有些是不可比,有些是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参照先辈的方法做事,我们既可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发现新的图书门类,还可以节约生命成本,不搞投机,不走错路,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在这张书桌面前端坐,除了个人喜爱与追求,还有哪些记忆呢?此时我想到几位前辈的观点:
一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出版呢?其实不必想得那么高大上,用陈原的话说:“书迷而已。”再用贺圣遂的话说:“一个好的银行家未必能当好出版公司的CEO,但如果那位银行家还爱书,还是一位读书懂书的行家,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是高雅与低俗的图书,哪一个更容易操作呢?沈昌文说:“当然是前者啦。高雅的书曲高和寡,似乎不易做好,其实操作起来有章可循,有机可乘。低俗的书貌似容易做,其实做起来很难。为什么?首先是门槛太低,什么人都敢上手,最终形成恶性竞争;其次是社会管理严格,操作风险极大;再次是高雅的东西有上限,低俗的东西却是没有底线的,你低他比你更低,实为一条不归路,走下去不但挣不到钱,最终还会丢尽脸面,为读者所不耻。”
三是如何对待经济效益差的好书呢?办法很多,此处再说一遍张元济的故事:张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实操中有些书必须赚钱,有些书持平即可,有些书可以适当亏本。比如戊戌年六月光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他们是六品,此前皇帝只见四品以上官员。交谈中光绪对张元济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此观点深为张先生认同。后来他进入商务印书馆,格外重视译介西方着作,他为此确定译着“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的原则,推出大批好的翻译作品,成为我国近现代“西学东渐”首屈一指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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