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吃了酸枣攒下核》内容如下:
有一天在街上溜达,碰见路旁有一老妇人叫卖“酸枣!酸枣!”哈,酸枣,我心中一喜,赶紧过去问怎么卖,妇人便从身边拿出叠好的锥形纸袋子,说大袋5块钱,小袋3块钱。那酸枣长得真俊啊,大而圆红而亮,玛瑙珠子一样在我眼前晃动,这么好的酸枣,我毫不犹豫买了两大袋。兴冲冲地把酸枣拿回家,吃了几颗,品质确实不错,酸酸甜甜的,家里人尝了尝也都觉得不错。但先生说怕倒牙,不能多吃,孩子们说酸枣肉太少,吐核麻烦,偶尔吃一点。其实我也容易牙酸,每次只能吃几颗,那些酸枣便在家里存在了好久。
我看着又大又圆的酸枣,不禁有点悻悻然,要是我们小时候有这么好的酸枣那得有多开心啊,娃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又不会倒牙,为啥不喜欢吃?转念一想,现在的娃各种零食数不胜数,美味食品比比皆是,酸枣算什么?充其量就是尝个稀罕,再说了他们又不知道酸枣的前世今生,跟酸枣没有过缘来缘聚的亲密关系,甚至连酸枣怎么长出来的都不知道,凭啥要喜欢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而酸枣于我们的童年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们那时候可没有卖酸枣的,即便有,也没钱买,我们的酸枣都是自己一颗一颗从树上摘下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享用酸枣时必须要吃了酸枣攒下核,那核在之后会派上大用场。
酸枣是野生灌木,那时候我们把春夏秋长叶子时的酸枣树叫作“酸枣树”,到冬天树上叶子落尽了就叫它圪针,可想而知,要摘取树上的果子,需要冒被扎手的危险。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只要能结出可以吃的果实,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会有不少人惦记,酸枣就是这样。
摘酸枣,我们也叫打酸枣,不过,在我们平川,打酸枣是不可能真正“打”的,其实就是摘。秋天里,每到星期天,女同学们就会约好了结伴儿去挖猪草或者割羊草,顺带着打酸枣。挖野菜、割野草是主业,打酸枣是副业,只能捎带。
作为家庭成员,即便只是十来岁的娃娃,我们当时也是有着很重要的家庭任务的,那就是给猪、羊弄吃的。养猪、养羊是家里最大的副业,这些家畜长成了或增加收入或补贴肚子,反正都是普通老百姓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猪、羊肉虽然好吃,可它们都是长嘴的生命,每天一睁眼就需要吃食儿,粮食那么金贵,连人都得节省着吃,牲畜自然不能和人抢食了,所以到了土地上能生长植物的时节,娃娃们就会被派出去觅草,从春到夏再到秋,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会挎了箩筐去田野上薅草。
那时候生产队也养羊,和社员们的羊一起组成一群,指派一个羊倌放羊。每年开春以后庄稼长起来时羊倌会赶着羊群上山,找一个有草坡的小山村住下来,每天把羊们赶上山坡吃草,山坡上不种庄稼,羊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咀嚼时光。上山的羊群到秋收以后天冷了才返回村里,回来以后先给生产队踩粪,就是白天在收割过的田地里觅食,晚上屯在村边让它们拉屎,拉一层屎垫一层土,沤肥。踩完粪羊们才能上圈,也就是晚上可以回主人家自己的圈。因此,羊不怎么费吃食。猪就不一样了,每天就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哪顿喂食迟了便会用嘴拱猪圈门还不停地嚎叫。即便是不怎么能上膘的野草野菜,总还是能让它安静地生活,所以,我们便要日复一日地帮猪们觅食。
秋天的草比较多,不用太费劲就能装满箩筐,做完了正事儿,就可以打酸枣了。初秋时候,酸枣熟得并不多,零零星星有红了的、半红了的,后来随着季节的深度熟得慢慢多起来。每次我们必须先观察好下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绕开圪针,扯开缠在酸枣树上的野草藤蔓,有时候还得躲开树上的柴蜂窝,果子又稠又大又红的枝子上经常会隐蔽着一个硕大的蜂窝。柴蜂不比蜜蜂和马蜂,蛰了人很疼,且疼的时间会持续很久,所以看见了就必须躲开,要是蛰到胳膊上和手上,可以自己赶快吸吮出毒液,然后抹上醋泥,或者用童子尿和了泥抹上,消肿止痛。万一被蛰到脸上、眼睛上了,那就很麻烦,要肿好几天。要是没有意外,我们便一颗一颗把红了的酸枣摘下来揣进衣袋里,能把两个口袋放满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听山区的人说他们是用棍子打酸枣,像打枣一样,然后到山崖下去捡,我们听了羡慕得直咂嘴,看人家多奢侈,我们所谓的打酸枣可是一颗一颗论的。
我们村没有山坡、丘陵地,所以能让酸枣树生长的地方并不多。虽然不多,但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还是有一些酸枣的身影的,它们毫不起眼地兀自生长着,如一些久远的符号,烙印在泥土上,承接着年复一年春夏秋冬的轮回,也为童年的我们营造了不少野趣和美好的记忆。村里土地金贵,地埂都很细小,偶尔有高低落差大的两块田地之间会有一条大地埂,也能长一些酸枣树,但多数酸枣树长在老坟场里,仿佛在守护那些或新或旧大大小小的坟头,大人们也说不清这些酸枣树是什么时候长起来的,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许多个春秋,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不均,每年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休整,既年复一年地满足着村里孩子的小小心愿,也给这单调的原野增添了一些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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