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宋王台怀古》

精选文摘《宋王台怀古》内容如下：

香港，如此繁华。曾到过九龙马头涌的人，想来，谁都看见过宋皇台花园。

宋皇台花园门口，四根花岗岩砌成的石柱，如同华表般矗立，让花园充满着复古的东方色彩。走进去十余步，见到左右各立着二龙戏珠图案的石碑，用中、英文记述着宋王台的前世今生，七百余字的碑文没有句读，读下去需要很大的耐心。走到花园最里面，才到了宋王台巨石前。这块淡黄色巨石呈长方形，横刻“宋王台”三字，颇具古意，但是繁体“台”字写得不规范，古碑帖中也不曾有这样的写法。宋王台的题字涂朱已淡，加之笔劲柔弱，不禁让人回想起南宋积弱的国运，引发起无限的思古幽情。

花园所在的地方原是水田，往东南百余米是九龙湾畔，那里原有一座叫圣山的小山，才是宋王台原本所在。

香港日据时期，日军欲灭香港历史，卑劣地将圣山和宋王台巨石炸毁。战后，港英政府扩建启德机场，最终将圣山夷平，将残存的宋王台刻石切割成长方形，移置于新建的宋皇台花园。现在所见到的宋王台巨石不复昔日景象，残存面积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面对圣山被夷平、宋王台巨石被炸毁，时人难掩悲痛：“匈奴未灭千秋恨，官富难容百尺台。”前些年，香港修港铁沙中线，在圣山原址附近出土大量宋元遗存。地铁站内的“圣山遗萃”，展出宋代古井、莲瓣纹青瓷盘、宋元通宝铜钱、莲瓣纹瓦当、八卦纹青瓷香炉等宋元器皿，与宋王台巨石一道，静静地告诉着熙来攘往的人们，香港有着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根源。

徜徉于宋皇台花园，追寻着宋末皇帝南来的史迹，思绪万千。宋王台这方巨石，熔铸了宋亡七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和国家兴亡、民族气节。翻开史志，我们可以知道，香港地区原属东莞县、新安县管辖，北宋初年朝廷就在这里设立“官富场”盐场，并非不毛之地。1273 年，元军攻破襄阳城，次年宋度宗因酒色过度而死，年仅四岁的宋恭帝继位。1276 年元军攻破临安，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另外两个儿子昰、昺，在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人护送下出逃福建，昰被拥立为帝，是为宋端宗，昺被封为卫王，经海路南播广东，1277 年农历四月到官富场（九龙城一带），六月到古瑾（马头围一带），十二月到浅湾（荃湾）。端宗和卫王昺驻跸九龙的史实，饶宗颐先生在《九龙与宋季史料》一文中考证甚详。

不过，《新安县志》所载“昔帝昺驻跸于此”，大概是口口相传，因为卫王昺是到广东化州的碙州，端宗死后才被拥立为帝的。陈仲微《二王本末》记载端宗在厓山时尚有二十万军民，可以推测驻跸九龙时人数也不少。1278 年，元兵追到九龙，端宗和卫王昺退据虎门、香山、化州，想必有不少军民留在九龙，成为这段历史记忆的承载者。然而，经清初禁海令，香港等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这里荒芜残败十余年之久，复界后人口十不还一。由此，宋王台的记忆，与宋行宫旧址、二王殿村、金夫人墓、北帝庙一道，渐渐湮没于无情的历史之中。

1916 年，陈伯陶以敬祝南宋遗民诗人赵秋晓生日为由，召集寓港前清文人聚集宋王台举行祭拜，题诗酬唱，辑录成《宋台秋唱》《宋台图咏》，逐渐将宋王台建立为缅怀清朝、寄望复辟的符号。词人苏选楼《自题宋王台秋唱图》“离离禾黍故宫秋，羞见降幡出石头。终古难消亡国恨，怒涛呜咽向东流”，写得沉郁悲慨，就是这样一种心迹。

自此之后，在香港，没有哪一个景观能够像宋王台这样，吸引众多的文人雅士参观拜谒、登高吟咏。辛亥革命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寓港文人围绕着宋王台的诗词创作和纪念活动从未停歇。他们借宋王台之酒浇灌心中块垒，当然，每个人的立场、心态不同，凭吊抒发的情志也不同。民国初年，自诩前清遗民的文人，他们表达的是清灭亡后的黍离悲情。到了民族危难之际，南来文人登宋王台吟咏，抒发的又是爱国守土、抗击日寇、宁死不屈、抵抗到底的精神。三度访港的郭沫若，借宋王台写下多首诗作，“遥望宋王台，烟云了不开”“寇焰愈猖狂，我情愈悲壮”，表达了匡时救世、抗日救国的豪情壮志。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怀抱，香港被英人割占的民族屈辱一洗而光，宋王台的历史记忆演变成更为复杂多元的情愫。《龙壁怀古》这首歌写的“谁曾在此处痛失家国在悲叫，无奈情景远逝，时人在欢笑，消失的一个朝代，竟不知谁曾凭吊。几多飞机过顶上，问有几架路过陈桥。它身边访众千万，但有几个住脚静瞄。香江的一块古石，在这个海角渐已无聊”，正是一个注脚。

在这里，既见到宋王台石刻，又见到宋皇台道、宋皇台花园，让很多人不解。其实，王、皇二字都已无关宏旨，所谓的正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话语，毕竟年仅十岁的端宗和八岁的卫王昺到九龙，那是亡国逃命。他们从宋度宗、宋恭帝那里继承的皇位，已经是被元军攻陷临安、亡了国的江山。而荒淫的宋度宗作为南宋灭亡前最后一个成年的皇帝，他所接过的江山，在昏庸的宋理宗那里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即王夫之《宋论》说的“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再往前则在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偏安一隅时，“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以文治天下的南宋，满朝文武想必都读过《阿房宫赋》，但是那时“靖康耻，犹未雪”，却没有谁能挽狂澜于既倒。

南宋末年学者黄震痛陈当时社会的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四大弊，以士大夫无耻为甚，他们既贪且慊，上贪国家，致使财匮，下剥百姓，致使民穷，统率军队，懦弱无能，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将熊兵弱。南宋“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最后丢给赵昰、赵昺两个孩子，他们除了在朝臣簇拥下逃命，又能做什么呢？只怪历朝历代有太多的秦桧、贾似道，太少的岳飞、文天祥，终究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只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圣山已被夷平，宋王台巨石也被切割置于宋皇台花园之中，可是宋王台所蕴含着的国家治乱兴衰、民族尊严气节，却深深地刻印在香港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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