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离你车程90分钟》

精选文摘《离你车程90分钟》内容如下：

我第一年执业的时候，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周六，我在查房之后回到办公室，把脚跷到桌上，抿一口温热的咖啡，靠上椅背，想在一个忙碌的早晨之后放松一下。但是不出几秒，夹在腰带上的传呼机就振了起来。我将马克杯放到桌上，照上面的号码打了回去。对方很快接起电话，表明了身份：是另一家医院的一名急诊室医生。

“大夫，”一个口齿清晰的声音说道，“我们这里有一名9岁女童，大约两小时前两车相撞，她坐后排。人刚送到。扫描显示她右脑有一块3厘米的硬膜下血肿。我们是一家小医院。你能收治她吗？”

“可以，”我立刻答道，“检查结果怎么样？”

“右侧瞳孔扩张，左侧姿势异常。”

瞳孔扩张一般发生在脑压上升的一侧，在这个病例中是右侧，那里的脑组织被血块向下压迫。这导致负责瞳孔功能的神经基本失控，开始使瞳孔放大。“姿势异常”这个词描述的是处理运动的脑组织损坏所引起的一种运动模式。这两样都是脑压升高的外部指征。直白地说，就是这女孩受伤了，病情正快速加重，并且挽救她的时间窗口正在闭合。

“你们怎么还没送她升空？”我有点生气地问道。我的医院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他们的医院在奥本市，相距100英里。用医用直升机，30分钟出头就能将她送来这里，完全赶得上救治。

“奥本和伯明翰之间天气太差，无法飞行。她离你车程90分钟，只多不少。”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救护车要开一个半小时，再加上事故后的两个小时，这么漫长的颅内高压后还想生存，机会渺茫。

“你说该怎么办？”他问我。

即使在今天，当我遇到看似无解的处境时，我仍会想起我父亲，想起我小时候在他身边飞行时的那份平静。他曾在空中国民警卫队（ANG）服役40多年，开过各类飞机，经历过各类状况和天气。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在每次起飞和降落之前核对飞行检查单。升空之后，我们还会演习空中紧急情况的处置。当我们爬升时，我会专心确保机翼没有倾斜或是解读导航系统，他则会静静地把螺旋桨叶往最小阻力的方向调一点点，或者稍稍配平襟翼。接着，当我们微微失去空速，高度表在他的注视下开始下降时，他就会叫我“解决问题”，直到我想出对策。对他来说，驾驶飞机和解决问题密不可分，两者就像呼吸一样是他的一部分。

随着短暂回忆的消退，我发现自己正凝视着办公桌上父亲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中的他站在一架F-4鬼怪式战斗机旁，头盔夹在腋下，身穿草绿色的国民警卫队飞行制服，灿烂地笑着。

“那些黑鹰直升机还停在你们附近的基地里吗？”我问那个急诊室医生。

“还在，可是……”他的声音先是轻了下去，紧接着就又抬起了嗓门：“对啊！他们在任何天气都能起飞。”

“你去搞定黑鹰。我来通知我们手术室。”

我的办公室窗外就是医院前面的街道。半小时后，我低头看见马克杯里的咖啡表面激起了涟漪，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霸王龙在接近时，脚步会震动水坑。接着不到几秒钟，周围就传来有规律的搏动，继而是气流拍打玻璃窗的强烈砰砰声。外面大雨滂沱，几只垃圾桶刮倒在街上，几辆皮卡也被压得低低的。我抬头瞥见一架军用黑鹰直升机，这架庞然大物正稳稳地悬停在儿童医院的直升机停机坪上方，将雨水和雾气搅得四下翻腾。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在轰轰作响，我的心脏在胸腔内重重地跳动。

女孩送到之后，事情进展迅速。在小儿创伤区，两名冒着风雨将她送来的士兵正和我们的护士一同忙碌，身上还穿着湿漉漉的飞行服。当我来到病床边，一个护士叫了我的名字，结果较年轻的那名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立刻对我立正敬礼。

我脑海中闪过了我父亲身穿一身飞行服的样子。

“稍息，士兵。”我说，“应该我对你敬礼才是。”

我们把孩子放上推车，走向电梯准备上楼去手术室，这时，我又扭头回望了一眼。他们仍站在那里，周围遗留着创伤室的一片乱象，撕开的包装纸和用过的蓝色手术衣丢了一地。他们望着我们的推车进入电梯，我和离我较近的那名士兵对上了视线。就在电梯关门之前，他冲我轻轻地点了几下头。然后，他和创伤区的混乱就被关在了外面。

手术团队已经为女孩做好准备，无菌器械都已摆上后台，我们迅速为她剪掉头发，并用配制的消毒液闪电般地清洗了头部。在这样的救命手术中间，只要时钟一动，神经外科平日里的精确就要让位于速度。要不计代价地追求速度。“给我刀。不，该死，晚点儿再给皮肤止血。牵开器。上电钻。”硬脑膜因为下方的淤血绷得又紧又胀，我们剪开它，这时，血块中的液体从剪刀周围喷射了出来，短短几秒之内，就排出了大部分固体血凝块。我们清理掉切口边缘残存的血块后，我看见了受伤的那根静脉，它在车祸中从脑子上剥离了。我们将它凝结，然后开始撤退，一步一步，将我们刚才进去时不得已拆开的东西再一样样轻柔地修复。

手术后，她的情况马上稳定了，她醒了过来，甚至颤抖着睁开了眼睛，但是她的康复还需要时间，而且康复之路并非没有代价。她的左侧身体明显乏力，口齿也有些不清，但她到底活了下来。

在术后的岁月里，我不时收到她家人发来的情况汇报：她参加了当地的选美和才艺比赛，取得了优胜；她经票选获得了“校园精神奖”；她和朋友们一起打扮成学校吉祥物为校队加油；在五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从高中毕业了。四年后她读完大学本科，并进入研究生院，为“社会工作”这个职业目标而学习。起初，她的变化记录在一次次复诊里，后来她不再有和我见面的医学理由，她的进步转而记录在了节日贺卡和偶尔寄来的信里。

在她受伤十年半之后，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这次不再是童年时的手绘卡片或者她自豪的父母做的剪报。这次是写在典雅信纸上的一张手写请柬，邀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她都要结婚了！我仍能回忆起她手术后躺在儿科ICU里的样子：一个9岁的孩子，半边脸都在车祸中擦伤，一只洁白的头套裹着脑袋；护士们有条不紊地为她连接监护仪，电线叠着电线，管子挨着管子；我催促她捏我的手，给我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什么迹象都行。而在多年后的今天，我读着这张请柬，上面满是对获得那次机会的感激之情。她感激直升机中的两位军人，感激两家医院的团队，也感激我。在这个即将开启新婚生活、未来有望自己生儿育女的时刻，她保证，会永远把我们记在心里。

读到这封信时，我正坐在另一座城市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回首往事。我意识到自己也为她这些年来的不断发展深深感激——那一张张卡片、一道道突破的障碍、一座座里程碑——还有那段经历教会我的事。多年来，有许多危重症儿童从我的这段早期经历中获益，因为从中我学会了应该多么努力、何时停手、对他人又该抱有多大的期待。

我父亲的空中教学，那位勤勉的急诊室医生，那两名浑身湿透站在那里目送我们推走病人的勇敢士兵——这么多人和事汇合到一起，都为了让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找到幸福，找到爱。我们都需要一个活生生、会呼吸的人来提醒自己继续奋力前进。前方或许就有一段美丽而充实的人生，有个人正在等着别的什么人去帮她解决问题、作出艰难的抉择，并在暴风雨中为她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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