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叶圣陶饭桌上的教育经》

精选文摘《叶圣陶饭桌上的教育经》内容如下：

爷爷叶圣陶到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的第三年，我出生了。因为他太忙，我们的相处并不多，更不用说他对我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教育了。后来总有人问我：大教育家叶圣陶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想了又想，实在总结不出条条框框的法则来。倒是小院里的那张八仙桌，像个临时课堂，留下了很多琐碎记忆。

在八条胡同里，一大家人每天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首先，入席就是要讲规矩的。爷爷和奶奶先坐，小辈们再依次坐下。后来孙辈越来越多，几个小的只能轮流上桌。

爷爷在八仙桌上教我识字。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北京烧炉子，屋内暖和些。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在八仙桌前坐定，掏出几张识字卡片——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拿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我认。

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跶着离开，不小心“咣”的一声摔了门。爷爷“噌”地起了身，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结果他越严厉，我就跑得越快，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跑去北屋，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我只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地，又关了一次门。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日常，就是爷爷的“教育”。他总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严厉苛刻，跟我们较劲儿，却从不列什么书单，也不过问我们的成绩。1968年念初一的我去陕北延安插队，姐姐叶小沫已经到了黑龙江依兰，爸爸去了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人南北东西，互通消息全靠写信。即便如此，爷爷每次回信，都要先一一挑出错别字，发现用法不当的词，还要仔细分析一番，叮嘱完毕，再进入正题。

爷爷说过：“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着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含义。”

他的宠爱很讲原则

爷爷很少责骂我们，那次揪耳朵，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体罚”经历。但他有股劲儿，总让我有点怕。在爷爷面前，我都毕恭毕敬的。直到他退了休，我已经成婚，想找他讨一幅笔墨来，憋了好久也不敢开口。妈妈替我向爷爷求了字，他拎着字来问我：“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

后来我们这些后辈们在一起回忆，都说其实爷爷也有宠孩子的一面。

爷爷喜欢看电影，20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他就经常带孩子“奢侈”一把，去电影院饱眼福。父亲曾回忆，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服务生，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演到一大半，银幕上闪过“休息五分钟”，爷爷就大方地拿出两角银元，买来纸杯冰激凌，每人都有一份。

姑姑至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爷爷对她疼爱有加，有一次竟然想着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他颇有兴致地叫来至美姑姑，在她身上比划一番，又拿报纸折出样子，用别针固定住。被一身报纸裹住，姑姑浑身不自在，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爷爷说：“重来！”折腾了好几次，他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后来，姑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件大衣》，写爷爷看着自己做的大衣，“沮丧得不得了”。

叔叔至诚挨打最多。他是家里的“人来疯”，来客越多，就越闹腾。奶奶为了安抚他，准备了一些水果罐头，哄他去厨房吃。爷爷却是该打就打。这一点，我父亲印象特别深——弟弟每次挨打，身为长子的父亲都要在一旁看着，这叫“陪打”。

但其实爷爷用另一种方式“宠”着这个小儿子。读高中时，他在作文里发牢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书不想念了，要退学！爷爷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说道：“不念就不念了吧。”于是，他给至诚叔叔办了退学手续，连这篇作文都被刊发到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主编）上。“高中肄业”的叔叔，被爷爷送到上海开明书店打杂工，驻守库房，整理杂书。结果，叔叔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后来自己也写出不少好作品。

经此一事，辍学便成了我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延续到了孙辈。我大哥三午五岁半时，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稚班，回家常常又哭又闹，想来是受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爷爷看了，回敬了八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让接送三午的阿姨捎了回去。这位严师看了问她：“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

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由衷地认为不只有念书才能称得上“教育”。

有生活情趣的老头儿

爷爷是一个事无巨细严厉又自律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个有生活情趣的老头儿。

他酷爱喝酒——六岁跟着他的父亲学喝酒，两年不到，父子俩打成了平手。上学后，他以喝酒自夸，“两斤不在话下”。在《中学生》杂志任主编时，他和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老友王伯祥联合发起了一个“酒会”。爷爷被推举为会长，还正儿八经立下“章程”：一顿能喝五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平素好酒的书画篆刻家钱君，听说有这样一个酒会，想要入会。但他的酒量只有三斤半，于是想请会里的人通融一下。爷爷听说后，打趣说：“那就先做预备会员吧。”还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个字拿掉才好。”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早饭，爷爷顿顿有酒。我父亲陪他喝，但从不碰杯，各自斟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品。他其实是借着喝酒和我们聊天。聊天南海北、天文地理、时事新闻，跟我们打听周围的新鲜事。一顿晚饭总要吃上一两个小时。

爷爷晚年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最初酒还是照喝不误，逐渐减到每顿小半杯。老人家说：“喝了八十多年，如今要算总账了。”1984年，爷爷胆囊不好，住院手术。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副院长跟他打趣：“我这有瓶国外带回来的白兰地，等到出院你拿回家好好开胃。”这自然是吴院长开玩笑，爷爷回家后十分自觉地把酒戒了。

酒不喝了，老友相继离世，健在的大多身体欠佳，窝在家里养病。爷爷的朋友圈就此散了。一时间，生活变得单调。书桌上空空荡荡，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视力衰退，看书写信都不行了。听觉也越来越模糊，广播里的播音员好像伤风了，齁着鼻子讲话。老人家自己说，通向外界的两个窗口，渐渐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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