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那些年的童年记忆：课间10分钟》

精选文摘《那些年的童年记忆：课间10分钟》内容如下：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儿童散学归来早”，意思是放学很早。究竟有多早？诗人没说。与其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名为石成金的诗人，却留下了一部相当于现在“小学生守则”的《学堂条约》，其中规定了上学和放学的时间：“凡馆中子弟，自卯正来学，至酉刻散学。”

中国古人以地支计时，卯时是上午5：00到7：00，卯正即上午6：00；酉时是下午5：00到7：00，酉刻即下午6：00。早上6：00到校，下午6：00放学，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是12小时。跟现在的小学生比起来，似乎更加辛苦。

但古代学生在校期间并非都在上课。大体上的课程安排是上午接受文化课教育（听读），中午和下午完成作业（习字、背书），可能也会有“晚自习”（古代称为“上灯学”）。其间，学生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课间他和其他同窗好友，可以自由地出入三味书屋，到后院放松身心：“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寿镜吾这种让学生自由出入教室、去后院放松身心的做法，正契合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理念。

在王阳明看来，小孩子性情活泼，没受惯拘束，像初生的草木一般。不应压制，而要顺着他的性子，他自然会生长发育起来；若是压制拘束久了，他便不能够生长。所以教育小孩子，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以压制拘束他，要叫他心中时常感到快乐，这样他自然晓得要学好。这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样，自然生机日发，但如果被冰霜摧残，就会生机萧索，越来越枯萎。

当然，让学生自由出入课堂去后院放松身心，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放任不管。鲁迅先生写道：“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今天，广泛实施的现代教育系统发源于普鲁士的洪堡教育改革。威廉·冯·洪堡被称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自1809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内务部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员。

洪堡在19世纪初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充满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当时的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刚刚战败，从一个新兴强国沦为法国的附庸，迫切需要探索富国强兵之道，教育则成为德意志复兴任务的基础和着力点。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便在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影响下重建了教育体系。

19世纪初期，普鲁士的每节课时长60分钟，但孩子们学习效果不佳。后来专家经过试验发现，一个人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当时因为技术落后，大多数表盘上只有时针，最准确的刻度就是一小时的1/4，也就是一刻钟。所以普鲁士学校达成了共识，一节课的时长就是一小时的3/4。到时间就让校工敲钟，提醒老师结束授课。

但剩下的15分钟用来休息似乎偏长，所以暂且规定10分钟休息，另外5分钟应对钟表误差。等到20世纪平民怀表足以确定每分钟的时间以后，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采用45分钟上课、10分钟休息的授课节奏了。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开办新式学堂，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基础教育开始强调个性化、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老师开始为每门课程制订完善的教学计划，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重视西文西艺，并从日本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民国时期小学课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动，但课时大多以30分钟一节为原则，可根据科目性质延长至40分钟或60分钟。从1932年起增加公民训练，每周30分钟为团体训练时间，每天平均10分钟，并入周会或其他集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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