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五四婚姻》内容如下:
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庄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男生在美英留学已两年多,女生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生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生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常英语;男生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生只希望尽快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点新知识;男生恋上了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生到达伦敦后不久,就隐约察觉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沟通。
这对夫妻是徐志摩与张幼仪。
1921年9月,张幼仪被公婆送到英国不满9个月,徐志摩突然提出离婚,一星期后不辞而别,抛下已怀孕3个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学者、作家孔慧怡途经沙士顿,小镇的规模扩大,旧房子都已拆掉,但实用乏味的气质并无变化。她当时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事后,她又想:其实中国女子的故事又岂是仅埋藏在一两个地方呢?这个念头最终演化成一本书。
中国妇女运动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两大口号“反缠足”和“兴女学”。当时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定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此时,对女性的期许仍局限于贤妻良母,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虽较先辈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只是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家庭长幼尊卑的运作模式,鼓励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自由独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够称得上人格独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几项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
其中,受新式教育是基础。对于已经成年的女性来说,她们无法争取到新式教育机会,于是在剧变时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标签。
孔慧怡希望打破这种简单的标签式划分,“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期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待她们面对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以男性为中心的传记传统,将笔尖朝向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佩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7位女性,力图通过她们的平生境遇,探讨当时女子面对的实际问题,描绘出变革时期中国女性的各种面貌。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新女性观念,都有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由于大多数青年当时已踏入包办婚姻,因此掀起一股“逃婚”风潮——青年男子为摆脱旧式太太,只身离家开启新生活。据1922年的妇女刊物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孔慧怡写朱安,希望“为一代饱尝劫难、有口难言的女性寻觅她们的声音”。鲁迅开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时,在经济上和名义上没有抛弃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击是精神层面的。她还在世时,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可能值得怜悯,却谈不上尊重。
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许广平的关系时,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从她的措辞可以看出,她将鲁迅和许广平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对许广平全无妒恨,反而与她建立了互相尊重的关系。这绝非易事,由此可见其心量与品格,绝非“旧女性”标签能简单概括。
朱安在新旧夹缝间做了牺牲品,与之相比,许广平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得以跨入新女性的天地。然而,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建立的婚姻关系,却让许广平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她与鲁迅同居前有自己的事业,到上海后,也曾积极找工作,可是后来成为鲁迅的秘书和助理,走上一条与她最初的预想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了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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