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事业还是家庭》

精选文摘《事业还是家庭》内容如下：

“贪婪”的工作

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一直都很“贪婪”。比如，律师总是熬夜加班；人们总是根据智力产出评判学者，甚而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大多数医生和兽医有过24 小时待命的经历。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也一路飙升。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薪酬就高得多；其他工作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因此，一些对女性来说一开始就很难进入的领域，比如金融业职位，在过去数十年里恰恰收入增幅最大。那些从头到尾参与交易的私募股权合伙人、解决建模难题的人、参加了每一场会议和深夜晚宴的人，将最有可能获得巨额奖金和梦寐以求的晋升机会。

近几十年，尽管女性的地位和职位都在提升，但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女性一直奋楫争先，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对抗普遍存在的强大的收入不平等洪流。

“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当夫妻公平被弃如敝屣，性别平等通常也随之而去。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将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

已婚夫妇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以我几年前遇到的一对夫妻为原型）毕业于同一所文理学院，后来又获得了相同的信息技术（IT）高等学位。接着，他们被同一家公司雇用，我们姑且称其为IS 公司。

IS 公司让他们在两个职位中做选择。第一个职位的工作时间很标准，可以灵活安排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第二个职位需要晚上和周末随时待命，不过每年的总工作时间未必会增加很多。第二个职位的薪水高出20%，以吸引愿意在不固定的时间工作的人才。另外，IS 公司还会通过此职位挑选管理者。

起初，伊莎贝尔和卢卡斯都选择了这个“贪婪”的职位。二人同样能干，同样没有其他家庭义务，在相同的级别和薪酬下工作了若干年。快30 岁时，伊莎贝尔希望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我空间，以便多花些时间陪伴孱弱的母亲。她仍然留在IS 公司，不过，换了个工作时间相同但时间安排较灵活的职位。这一职位不那么“贪婪”，当然给予的报酬也就没有那么丰厚。

后来，他们打算要孩子。当然，为了公平，夫妻二人都可以选择在不“贪婪”的职位上工作。但是，那样就意味着二人都要放弃每周可带来的额外收入。如果他们想对半分摊育儿责任，就得掂量一下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可能是一大笔费用，大到他们不得不牺牲夫妻公平来换取更高的家庭收入。

因此，卢卡斯的收入持续超过伊莎贝尔，而且在他们有了孩子后，他们的收入差距只增不减。他扶摇直上，她则原地踏步。对其他处境相似的夫妇来说，甚至在生孩子之前，工资差距都有可能拉大，因为打算生孩子的夫妇通常会搬迁以便优化就业机会，尤其是丈夫的就业机会。这正是性别工资差距始终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伊莎贝尔和卢卡斯的故事并不罕见。当大学毕业生找到人生伴侣并开始规划家庭生活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选择：是要更公平的婚姻，还是要更宽裕的婚姻。

公平的婚姻

前段时间，我在本科研讨班上问同学们想要什么样的伴侣。有位学生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要一个想我所想的男人。”她的回答令我触动，因为她坦率地表达了对公平的向往。然而，接下来的难题是，即使找到满意的人，如果双方都从事高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公平；如果双方都从事低要求的职业，则很难顾及家庭收入。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一方要在办公室承担耗时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业上做出牺牲，承担耗时的家务劳动。抛开性别，后者的收入都会减少。

当然，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古到今，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是女性。女性绝不慵懒，也不缺乏天赋，她们打一开始就和男人处于平等的位置。由于我们对性别规范的认知根深蒂固，所以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性，也有很多认为自己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事业的发展步伐。男性能够在拥有家庭后更上一层楼，是因为女性在事业上做出退让，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家庭。其实双方都有所失：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和晋升的机会。

1900 年，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极少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别提开启职业生涯了。投身工作的女性通常不结婚，或者没有孩子。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女性不仅仅在工作，还拥有了有意义的职业，许多人准备或已经兼顾平等的婚姻家庭。

超过一半人口的经济角色出现变化，就标志着惊人的历史转变，足以引发巨大的影响。20 世纪的每一代女性都在这场旅程中跨出了新的一步，同时，家庭、企业、学校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为这一进步铺平了道路。一代代人开阔了视野，从前辈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传递给后来的女性。如果说几十年间的转变是绝对积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仍在全力应对性别收入之间、职业与职位之间的巨大差距问题，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责任的分配上比重依然悬殊？

改变工作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机构、专业学位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许多壁垒已经坍塌，在长达百年的旅途中，阻挠女性成功的歧视性障碍也在逐渐消失。可现代年轻女性依然充满焦虑，面对投身事业与献身家庭，她们依旧进退维谷。

一言以蔽之，我们已经来到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时刻。怎样改变卢卡斯的“贪婪”工作和伊莎贝尔的灵活工作的基本框架，从而达成这两个目标？我们将会发现，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我们应该让灵活的职位更加丰富、生产率更高。确定能否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是这趟旅途的目的地。

今天，几乎所有雇主都在努力解决如何提高远程办公的效率，以及如何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兼顾灵活性的问题。他们力图确保伊莎贝尔不会离开职场，卢卡斯即使在家工作也能像在办公室工作一样高效。他们想让二人都稳稳当当地返回工作岗位，同时仍可照顾家人的需求。

在当下全球觉醒的时刻，人们依旧在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正如我们所见，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先驱们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她们继往开来，冲破障碍，拓展空间，缩小差距，并把经验教训代代相传。但是，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理想的平衡，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女性和家庭。我们必须反思现行的工作制度，以便重新铺砌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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