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人才的“格”与破格》

精选文摘《人才的“格”与破格》内容如下：

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一门大学问。

由于我是学化学专业的，对这个专业出现的几个偏才，格外关注：龚育之是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的毕业生，后来却成了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叶永烈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毕业生，后来却成了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是着名的科普和传记作家；金观涛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却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

如果机械地按照专业对口这个“格”来衡量，那他们肯定都是要被埋没的。学什么不一定就要做什么，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和人尽其才，这才是应该遵循的人才规律。

人才任用上的“格”，实则是限制人才的各种条条框框或杠杠。

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以改革开放的眼光来看，到处都是人才；如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到处都是敌人。”我还揶揄说：“求才不能囚才，爱才不能碍才。”这个囚字非常形象，框住“人”的“口”字，就是限制人才的“格”。很显然，“格”是人为设置的，要么是出于偏见，要么是出于一刀切的懒汉思想。一般说来，限制人才的“格”大致有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立场、毕业文凭或学位、获得的荣誉与奖励等。

龚自珍是晚清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在《己亥杂诗》中，有几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要做到不拘一格，就必须打破人为设置的“格”。而要做到破格，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卓识、胆识和公心。一个人事主管负责人，能否识别出人才，主要靠慧眼识才的卓识，敢于启用有争议的人才的胆识和能否做到出于公心举荐人才。

1980年代，中国各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得益于宽松的环境。例如，初三和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允许报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且都能够被录取。易中天没有大学学历，但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邓晓芒只有初三学历，但被允许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杨小凯曾坐了十年牢，在监狱刻苦自学，只有高一学历的他，被破格聘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讲师。

可是，1990年代开始兴师动众地进行高校大合并，某种程度上也掀起了一股浮夸风和攀比风。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选拔教师，都把获得博士学位作为申请的门槛，甚至连民办大学也是如此。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此举不知把多少优秀人才挡在了大学门外。

盛田昭夫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被称为索尼之父，日本“经营之圣”。1966年，他撰写了一本畅销书《学历无用论》，很快引起了日本企业界的重视，成为日本企业界人手一册的必读着作。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日本经济当时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企业家需要大量人才。有人误以为他是在宣传大学无用论，盛田昭夫解释说：这本书并不是在否定大学教育，强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站在企业主管的高度，我所希望的是，取消日本企业中无比盛行的“学历偏重主义”，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人才评价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资源优化配置。这本书发行已有数十年，至今仍然是日本企业界很受欢迎的着作。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文字的渊源，两国的思维方法也颇有相似之处。如果说日本存在“学历偏重主义”，那中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中国也应该有所反思了，文凭至上的风气应当刹一刹车，使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良好风气回归，让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是使中国科学技术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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