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利己”二面》内容如下:
闲暇时读《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个人想搭他们的船,华歆马上对这事表示为难。王朗说:“船还很宽,为什么不行呢?”后来贼兵追来了,王朗就想抛弃那个搭船的人。华歆说:“之前我之所以犹豫,正是为了预防这一情况。现在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的托身请求,怎能因为情况紧急就抛弃人家呢!”便依旧带着那个人并帮助他。世人凭这件事来评判华歆和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从中不难看出,王朗前后两次对搭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皆出于利己:“船还很宽”,多个人也不妨碍自己,所以他让那人搭船;“贼兵追来”,无疑会殃及自身,所以要抛弃那人。可见,王朗在做选择时,首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即使无利,起码也不能妨碍自己。其实,这种利己主义,也是世间很多人的行事标准。比如你向别人借钱,人家首先会考虑自己手头宽不宽裕、近期有没有急用钱的地方,然后才会决定是否借钱给你,这无可厚非。
再来看华歆,其实他也是利己的,甚至把利己做得更彻底。因为刚一开始,他就因种种担心拒绝那人搭船,理由是不愿做事后诸葛亮。这里不妨做个假设,若后来没有贼兵追来呢?他岂不是错失了一个帮助人的机会?可见,他把利己做到了“无为”的程度,其实质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甚至为了“无过”,他可以什么都不做。
那么,同样都是利己,当时人们缘何凭此事来判定华歆、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呢?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利己,而是利己时后面是否有“贼兵”,在于“贼兵”追来时,你是有为还是无为。这就牵出了一个“信”。虽然华歆是“利”字当头,却是“信”字开道,甚至因此宁可无所为;当受情势所逼,必须有所为时,他则将“信”字一以贯之。而王朗呢,同样是“利”字当头,却是“己”字开道;当有“贼兵”追来,他就趋利避害,将“信”让位于利己。一个有利有信,一个有利无信,人们由此而判定华歆和王朗不同的做人方式,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以上“利己”二面,确实关乎不同人的处世方式,望天下君子自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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