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十位院士忆高考》内容如下:
做题太快被监考老师上报怀疑泄题、忘带准考证、高烧40℃被扶进考场、考完语文被老师判定作文“翻题”……这些“惊险”的高考经历,来自院士的口述实录。
四十余年前,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1100多万人在1977年、1978年参加了高考。从这些考生中走出了近300位两院院士。本文介绍的是其中十位在这两年中参加过高考的院士的故事。
王恩哥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
1977年12月在辽宁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辽宁大学学习
考试那两天,我和同伴们早上六点钟从青年点出发,步行八里路到公社考场参加考试。
12月的东北,考试来回的路上,天都是黑的。不过,大家边走边唱,相互鼓劲。
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带的钢笔中的墨水很容易结冰,到考场上得焐化了才能写。我当时的座位离炉子近,墨水被烤化的速度比较快。这让我深感庆幸,心想自己一定能考上。
上午考完,下午还有考试,中午来不及回青年点,我们就在供销社的窗下,面朝阳光站成一排,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讨论答案。我发现自己的答案总是被大多数人认可,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年少坎坷的经历,使得我更容易知足,所以高考过程中的这些“小确幸”,至今想起来都让我觉得欣喜。
王小凡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癌症生物学家
1977年、1978年在河南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武汉大学学习
1977年12月高考的那天特别冷,我们在镇平县一中考试,考后,感觉很多题做得不太顺利。
高考成绩发榜时,我们厂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过了分数线。
但这分数上不了重点大学,我决定重考。因为当时已公布半年后会有第二次高考,而我有信心下次能考得更好。
和1977年各省份出题不一样,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且规定报考重点大学的要考英语。
我补了数、理、化,但英语一点也没学过,只能硬着头皮考。
考场仍在镇平县一中。考英语时,我看明白了是做选择题,就每道题都划了个A,结果得了9分。
没多久,成绩就出来了,我的总分是365分。但语文分数和我估计的相差很大,就要求查分。
当时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厂里很重视,找了南阳市教育局,查后发现我的语文果然少记了20分。
成绩纠错后,我这次高考总分是385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0多分。当时我们工厂有5000多工人加上职工子女,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重点大学。
林惠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家
1977年12月在福建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福州大学学习
那年的试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尤其是数学,我驾轻就熟,做得飞快。我有自己的做题习惯,喜欢做难的,对容易的题提不起劲。
对难度大的题,我喜欢多想几种解法,即使考试也如此。那年高考数学试卷有一道20分的附加题,我写了三种解法。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也是事后才知晓。
当时,监考官发现我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数学试卷,怀疑出现泄题,便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时任省高招办数学学科评委会主任池老师。池老师立即赶到现场,从窗户外看到“出问题”的是我,立即打消了监考官的疑虑。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早就可以当这些考生的老师了。”
我没有辜负池老师的期望,高考得到了358分外加数学附加题20分的高分。
吴奇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物理化学家
1977年12月在安徽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学习
1977年12月10日、11日,两天的时间,我们分别考了理化、政治、数学和语文,另外,我还额外加试了英语。理科加试英语是希望增加录取的机会。
对当时的我而言,英语无异于天书。幸运的是,我复习到的一点点内容都考了,而没有复习的则没考。结果,我的加试英语竟然考了76分(不计入总分)。
其间,还出了一点意外。第二天下午考政治,午睡后我匆忙离家时居然忘带准考证了,到了考场才发现。焦急之时,幸亏父亲看到我丢在家中的准考证,骑车赶来,把准考证送到考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高德利
中国科学院院士、油气工程专家
1977年12月在山东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华东石油学院学习
在仅剩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的紧张生活。白天我几乎难以抽身复习,只有在夜里准备高考的科目。
夜以继日地奋战一个多月之后,就在高考的当天,我发了近40摄氏度的高烧,以至于在高考的两天中,我只有在同伴的搀扶下才能勉强走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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