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读书曾值乱离年》

精选文摘《读书曾值乱离年》内容如下：

我1924年出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只有13岁，当时在读初中二年级。我大学毕业，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1979年前后，我回到南开教书，跟很多老同学在北京聚会，我在京写了十二首小诗，其中一首是：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历尽艰辛愁句在，老来思咏中兴篇。

我的诗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修辞立其诚”：我的诗一定是我真实的感情、生活和经历，而不是咬文嚼字地铺排一些辞藻。

我跟我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学词的时候是在沦陷区，我的老师写他在沦陷区里的生活和心情。词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我也曾经教学生学习写词。他们有时候模仿南宋的词人。南宋词人的作品，也有好有坏、有深有浅，有的词中也有不少的感情寄托。可有的时候，这种词的风气流行下来，就只是咬文嚼字、雕章琢句，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典雅，但是没有内容，没有真正的感情。词这种文体，从晚唐五代的歌词之词，经过北宋的沦亡，到了南宋，有很多激昂慷慨的词。到了南宋末年，有许多作者感慨南宋的败亡、蒙元的入主，于是有了悲慨的词。清代也有很多有寄托的词。所以，《人间词话》的作者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词人，一定是在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之后，才写得越来越好的。他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样写出来的词才有深刻的意义。张惠言也说，一定是“贤人君子”有“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寄托于词。

我最初认识词，是在我刚刚考上初中的那一年，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作为奖励。《词学小丛书》里有一卷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纳兰其实跟我是本家，我们都是叶赫纳兰氏。我小的时候就读了纳兰词，我觉得他写得很不错，因为他写得很浅白，很容易懂。像“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非常清新流利。

直到我到了大学，看到我老师沦陷区中的作品，我才发现，张惠言说，词里边要有比兴，不是白白说的一段话。我老师那些写于乱离之中的小词，有不得已的难言之情。那种曲折深婉的词，才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年在沦陷区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祖国能够胜利。司马光编了《资治通鉴》，资治，就是对治国的参考和借鉴。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历史；一个国家，也带着自己的历史。你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你就不知道现在应该走向何方。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一个人应该明白自己的历史，应该知道有些机会是来之不易的。

在抗战的时候，虽然是在艰辛和苦难之中，但沦陷区的人们都有盼望祖国光复的那种愿望。随着祖国的军队步步撤退的工作人员和流亡的学生，宁可忍受千辛万苦，也要跟随着政府到后方去，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时当晚清，许多读书人为了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用了各种方法，有人参加了武力的革命工作，而我父亲去了航空署。

当时我们国家在航空事业上是一片空白，我们要跟西方国家学习，现在找到的我父亲的译稿一共有五十篇。我们国家走到今天，不再像当年的晚清一样受列强的侵略和宰割，我们现在能够站立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时代。

我最近还看了一本书，是弗兰克·富里迪的作品——《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书中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物欲横流，很多东西都商品化了。古人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禽兽是没有反思，没有道德，没有教化的，它只有本身的欲望。动物只有欲望的驱使，没有理性，没有思想，没有理想。所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人也没有理想，没有持守，没有道德，那么他跟动物一样，甚至比动物还不如。因为动物只是出于本能，出于生存的需要，才做那样的事情。而现在的一些人，可以用种种手段、种种计谋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有的人因此就对这个社会感到悲观，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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