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冯远征:好人、坏人和怪人》内容如下:
冯远七岁那年,在部队任职的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全家从北京迁入天津军粮城。那是1969年,他正上一年级下半学期,一个教室装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都是“反革命”的后代。身边的叔叔阿姨都是“反革命”,连和蔼的老师也是。他纳闷了:“他们都是坏人吗?”
多年以后,冯远征当了演员,他演过很多好人,也演了一些“坏人”和“怪人”,他演得很逼真,让人分不清那是角色还是他自己,乃至招来不少麻烦。但他从来没有把角色当“坏人”和“怪人”去演,幼年的经历让他怀疑这种简单的评判。
于是有了那些亦正亦邪的经典演出。激情澎湃演革命者,笑容可掬演平凡人,目光冷峻时让人毛骨悚然,转头翘起兰花指,又让人捧腹大笑。他从来不受某一种类型的限制,像一条变色龙。在同龄的男性演员里,这种始终求变、摆脱标签的性格实属罕见。而在他眼里,这是职业演员的本色。
新导演
2021年9月2日晚上,话剧《日出》在曹禺剧场首演落幕,作为导演的冯远征走上台,领一众人艺年轻演员致谢。身后,巨幅曹禺先生的照片逐渐浮现。冯远征转身,面朝曹禺先生深鞠一躬,有年轻演员眼眶湿润了。
这是他特意设计的谢幕方式,也是个充满人艺色彩的场景:人艺的灵魂人物、人艺的经典话剧、人艺的新剧场、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台下是人艺的铁杆观众。冯远征舒了一口气,这批“90后”乃至“95”后演员的表现让他满意,“有人说人艺现在‘青黄不接,但你看看这帮年轻演员,多棒!”这是最让他有归属感的时刻,即使公众知名度大多来自影视,但剧场才是他的归宿。
这几年最让他过瘾的事,都发生在舞台上。以演员为主业的他,导演了两出大戏:《杜甫》和《日出》。初当导演,他并不怯场,在导演技巧上用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手法,比如把多媒体用到经典戏里。“曹禺先生写的很多东西没办法在舞台上展现,我通过舞美设计,改变了整个透视关系,把一些幕后的东西展现在舞台上,”他罕见地没有谦虚,“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最接近原着的样式。”
冯远征对《日出》还有另一重期待。他前几年担任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前年上任副院长,一直为培养新一代演员操心。《日出》就是他的表演课教室,他特意申请了增加一个月排练时间,训练新演员。扮演陈白露的演员陆璐说:“排这个戏,好像又上了一次表演课。”上世纪末,老一代演员集体隐退,冯远征这一批演员挑起大梁。由于经典版本珠玉在前,当时《茶馆》新班底一上台,遭遇一片骂声。最近几年,人艺又面临新老交替,冯远征希望新演员不要再经历他当时的窘境,“别到时候我们一鞠躬,撒手不管了,我们希望还演得动的时候能帮他们一把”。
他经常跟年轻演员说,没事多读书,不读书你怎么能读懂剧本呢?《杜甫》的台词里有很多文言文,排练之前,他带着演员在12天里读了24遍剧本。读到一半的时候,很多年轻演员还不太懂。有一句台词“仕途蹭蹬”,演员觉得非常拗口,打算改成“仕途坎坷”,但上了台张嘴就念出“仕途蹭蹬”。冯远征问他,怎么不改了?年轻人笑笑,还是这个词文雅好听。
杜甫一角是他自己饰演的,他把诗圣当成小老头来演。剧本选取的是杜甫一生中最低谷的时期,他却演得很可爱。“我小时候过过苦日子,并不觉得苦,而是苦中作乐。”他说,“因为你为了生活,必须往前走,杜甫也是一样。”
苦日子
苦日子就是在军粮城过的。那时,一家六口分散在三处,爸爸在另一个地方干活,哥哥在县城上学,他跟妈妈住在干校的平房里。冬天大雪封门,要清出一条雪道才能走出去,两侧雪堆高过他的头顶。夏天,盐碱地成了芦苇荡,他跟小伙伴掏鸟蛋、摘西红柿,补充伙食。后来,但凡角色中需要借鉴人生中最苦的经验,他都会回味那时的生活。
十岁不到,他就学会了插秧、割稻、种菜苗。“你知道什么是’间苗吗?”他眼里放光,兴致勃勃地陷入回忆:“种子撒到田里是随机的,长出来苗以后,有的苗和苗之间太近了,就要把比较弱的苗拔掉,让好的苗茁壮成长,这叫‘间苗。”拍《老农民》的时候,片场的农具他顺手拿起就会使,这都是小时候的经验。
他还在拉锁厂的车床边当过一年工人。1974年回京之后,他上完小学、初中,在北京108中学上高中时,入了学校的跳伞队。那时108中跳伞队是北京的冠军队,北京队则是全国的冠军队,他想进专业队,结果没去成,去了龙潭拉锁厂,做了一年拉链。临时工快要转正的时候,他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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