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忘不了那个集日》内容如下:
1968年初冬,是我到邳州的第四年。为了解决冬、春两季的饮食问题,在一个严霜铺地的凌晨,我同几位村民拉着板车,步行四十余里,赶到岔河集买山芋干。
当我们气喘吁吁来到岔河街,东方已微显曙光。我来不及喘息,就开始挑选、讲价。当带来的几个空麻袋被装满的时候,一年汗水换来的五六张十元钞票早已尽数付出。我们拉起板车正要返回,我突然发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只见她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蓝色衬衣,下身穿一条黑色的单裤子,膝盖上用黄布打了两个圆形补丁,单薄的身子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清秀的脸庞也冻得发紫。她站在我身边迟疑着,欲言又止。我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终于忍不住了,上来拉住我,怯怯地问:“小哥哥,你是城里来的吧?”“嗯。”我应承着。
她慌乱地看看周围,用更低的声音问我:“那,你喜欢看书吗?”“当然。”我毫不犹豫。
“那—”她迟疑了又迟疑,终于用细小的牙齿咬着嘴唇,背对着集市上乱哄哄的人们,从衬衣底下抽出一本七成新的书递过来,说道:“这书,你买下吧!”细长的眼睛里是乞求、渴望和紧张的神色。我看清这竟然是一本当时极难觅到的《中国文学史》。于是,我急忙一把抓过翻看起来。那时的心情真如高尔基大师所言的“饿汉扑在面包上”。许久许久,我才回过神来,问正看着我的姑娘:“这是第一本,还有吗?”“有。”姑娘从衬衣下又拿出三本,这是一套完整的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
我看着看着,心猛地一沉:“要多少钱?”
“哥,随便你给,只要能买一斤棉花就行,我回家做一件棉袄过冬。”
当时一斤棉花价值一块五角钱左右。但我把衣袋全部翻过来,只找出了九分钱。这半斤山芋干钱,还是我特意留下路上买水喝的。同来的几位村民尽其所有,也才凑了三角四分钱。
“这……”我为难了,犹豫着把书送还给她,却又舍不得松手,只机械地翻着书。姑娘看着我,眼中的希望之光也渐渐黯淡了,犹豫着,伸出满是冻疮的粗糙的手,颤抖着来接书。
不知是出于对姑娘的同情,还是因为对书的爱恋,我狠下心:“你不是要做棉袄吗?我给你一件现成的!”我脱下才穿了半个月的新袄,身上也只剩下两件薄薄的衬衣了。一阵寒风袭来,我猛然打了几个冷战,但还是把袄递了过去。
“这……”姑娘惶惑了,看着我单薄的身体嗫嚅着,不肯接。
“不要紧,你需要袄,我需要书,咱们两相情愿。”我把袄塞给她,把还留着姑娘体温的书掖进衬衣下面,转过身就走。走了有十几米远,姑娘追了上来,硬把袄往我怀里塞。
“哥,你喜欢书就拿去吧!这袄我不要。”她一边说,一边还了一个心愿似的,长吁了一口气。
“这不行,你不要袄,我也不要书!”我把袄又塞了过去,她又塞了过来……
终于,她看我生气了,不情愿地接过袄,而且当着我的面穿好,理理那又大又肥的新袄,颤声说:“真暖和,真好。”晶莹的泪珠顺颊而下。
我转身疾步而去。不料到家却发了两天高烧,病中陪伴我的就是姑娘的身影和这部《中国文学史》。
转眼五十四年过去了,但岔河那个集日的情景却愈来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心中。庆幸的是,今天我不必用棉袄去换书了,而邳州人更不必用书去换棉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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