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发簪与村上春树》

精选文摘《发簪与村上春树》内容如下：

2006年，我从卫校毕业了，在父母的安排下去了地级市的一所三乙医院。能进这个大医院，除了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院看中了我的助产士背景。那年我十九岁，满脑子里装的是尼采与八大山人、张爱玲与米莱斯，学校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看书和幻想的避难所。我用艺术来逃避现实的压力，对步步逼近的外部世界视而不见，被安排到妇产科门诊时，整个人完全是懵的。男人和女人们匆忙地进来，再匆忙地出去，吸引器里的黏膜，玻璃管里如透明海马的胚胎，膨胀的肿瘤和各种脓液，辅以轻描淡写的调笑和麻木的眼泪。

病人麻木，我也麻木。这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痛苦，是每天目睹生命毫无尊严地被抛掷，是美被践踏。认真说起来，我也没尊严，脸孔藏在口罩后，没有独立签字权，病人既不知道你叫什么也不关心你长什么样，明明是正式招聘的员工，却没有一分钱工资，要戴着练习生名牌，和县城来的中年进修医生挤在学生宿舍里，来度过长达一年的试用期。不管出于谋生还是自尊，这都是个艰巨的考验。一次漫长的加班后，我睡到第二天的下午醒来，想要喝水，张开嘴却流出一股温暖黏腻的液体，流淌的血把手和床单都弄脏了，原来是嘴巴被黏住，一动被撕裂了。我没感到疼，只感到孤独，在初夏的夕照里心脏莫名发冷。

这件事成了我离职的导火索。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找院长签了离职书，私自离开。在同学的接济下，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一个月，考了教师资格证，旁听了导游课程，还去郊区招聘公务员的监狱里看了看，但这些选项，都只是遥远距离下的另一种幻想，最后迫于生计，我在报纸上找了份工作。那是个理疗器材公司，入职后，我才发现，虽然他们有一套精致的话术，但公司所有产品都无法用医学解释，更不具备任何疗效。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小城里，我这个专业，想要挣份良心钱，竟然只有公立医院这个选项。在小城朴素的道德观里，没有工作就相当于小混混，没有正经工作就相当于捞偏门。从理疗器材公司辞职的我，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困境，还有更严重的社交困境。

我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从来只会逃避和苟且，在千夫所指和憋屈忍耐之间，我摇摆的时针指向了后者。在犹豫了两个月后，我辗转到下面一个县城的二甲医院去上班。

这个新医院，坐落在长江边上，旁边是省内有名的化工厂，急诊室大门口就是一个车祸频发的三岔路口，滚滚黑烟不分昼夜地笼罩在医院上空。这份工作是同学介绍我去的，面试在12月底。我穿了一件粗花呢外套，下半身是短裙丝袜，踩着双紫色猄皮鞋，挤上县际巴士去面试，过程很顺利，面试官提的问题都是我熟记于心的，只是办公室里的人有点多。

一周后，我去上班了。早上刚开完晨会，我还没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副院长突然出现在走廊里，先是和主任说了两句业务上的事，然后突然话风一转，问我，你那天面试为什么要穿皮鞋？主任和另一位院长也看向我，看来这是个萦绕在男士们心中良久的困惑。我尴尬地解释，说觉得短裙配长靴不怎么搭。他们得到答案后，各自交换了个眼神，终于离开。后来听同学说，那天我面试的时候，本来应该只有一位院长，但是，听说我穿的是丝袜皮鞋，所以另外几位也跑来看热闹了。我觉得，倒不是他们对于女性穿搭有多么热衷，而是在一个闭塞的小环境里，突然来了个不一样的人，就觉得奇怪，值得来凑热闹，来探究一下。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没入职，就已经成了医院的谈资。

关于这点，我很快有了体会。不管我是去供应室借东西，还是去食堂吃饭，路上总有不认识的男女同事，一边不加掩饰地打量我，一边彼此小声议论。我无从分辨善意与恶意，索性都当作是纯粹的好奇。每天上班要戴帽子，一头长发必须盘起来，那种带网兜的蝴蝶结发夹实在太土，看起来像售货员，而且头发多了，那个发网会沉甸甸地压向后颈，跑起来的时候就会和皮肤摩擦。我的头发是用发簪盘起的，又简单，又紧凑，下班时发簪一抽，头发还会带出点慵懒的大波浪弧度。

小城里的女性既然从不在冬天穿深口皮鞋，当然也从不用发簪盘头发。很快，就有一位大胆活泼的女老师来问我了，说你怎么用根筷子盘头发。我说是簪子，那是根很简朴的牛骨发簪，头发盘紧后只微微露出一点白色的头。她好奇地摸了摸，惊讶头发为什么一根不掉。我以为她会问我怎么盘的，但是没有。医院的时尚发型是统一的酒红色中小卷，不上班时，她们就在门口的盘发店里用水钻小卡子把发辫精致地缠绕在头上，风格都是繁复华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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