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底线意识》内容如下: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盗贼问王阳明:“你说人人都有良知,你倒说说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说:“那你证明给我们看。”王阳明说:“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王阳明让盗贼来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让他们一件件脱掉上衣、裤子、内衣,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王阳明说:“继续脱!”盗贼急得喊道:“不能再脱了!”王阳明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其实,我更愿意将其看成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在某种意义上,坚守底线就是在坚守做人的原则。唐睿宗时,张说为相,兼修国史。有一天,他看到《则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一段记载,如鲠在喉,十分不快。原来。武则天时的两个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便诬陷魏元忠有谋反的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让他出面做证,迫于两个人的压力,张说答应了。他其实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吧,明摆着眼前这道坎就难过。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命他当面对质。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看出了问题,在他临动身时劝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可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啊!”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在武则天问到此事时,张说如实禀告,是张昌宗逼迫他让他诬陷魏大人的。结果,魏元忠得以免死,他被流放岭南。这本是一桩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却因为宋璟牵涉其中而大大贬损了张说的“完美形象”。在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之后,张说想到了办法,他现在是负责编修国史的史官们的最高领导,他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修改几个字,让自己的形象完美起来。
这一天,张说来到史馆,与着作郎们谈起工作,顺便提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则天实录》是吴兢和刘知几所撰。而此时刘知几已经过世。张说故意有些生气地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这时,吴兢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当众顶撞顶头上司,史官们都变了脸色。张说颇为尴尬,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找个借口走了,心里的疙瘩却越结越大。后来,张说又放下宰相的身段,私下请求吴兢只改动几个字。吴兢依然选择拒绝,回答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笔法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不久,吴兢被调动了工作,自然不是往上升,而是外放荆州做了司马,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当然这都是宰相张说的“功劳”。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吴兢一代诤臣的本色,说话依然像笔一样挺直,心中有坚定不移的底线——以事实为依据。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在业内被称为“采访明星最多的主持人”,他之所以获此美誉,是因为从做《可凡倾听》节目那天起,就给自己设了一道底线——对每一位受访明星都以诚相待,把他们当朋友,绝不为追求收视率损伤他们的形象和利益。
一次,曹可凡约到了某着名演员。访谈前,这位演员的经纪人跟他打招呼:“涉及某着名导演的问题不能问。”曹可凡满口答应。谁知做节目时,这位演员谈着谈着,她自己竟提到了那位着名导演的电影,并做了一番评价。她的这番评价,绝对是“重磅炸弹”,是节目的看点,节目组的人听了心中窃喜。谁知当晚,曹可凡就接到了那位着名演员的电话。她以商量的口吻对曹可凡说:“录完节目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我评价那位导演的一些话,说得有点儿问题,那一段能不能别播啊?”按常理,节目已经制作完成,曹可凡完全有理由拒绝。但他没有,他马上答应道:“没问题,就按你的意见办。”可当曹可凡要删剪时,节目组的同事提出反对。因为在电视台,收视率绝对是硬指标,与大家的利益直接挂钩。曹可凡非常理解同事们的心情,耐心地劝导大家:“一个节目,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做节目的人就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能为了收视率损害受访者的利益……”听了曹可凡的劝解,大家终于意识到不能偏离做节目的底线,愉快地做了删剪。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给自己设定一条清晰的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逾越的道德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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