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内容如下:
一、
20世纪90年代初,电话还没有普及。那时人们打的每一通电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每天攒一两句想说的话,攒够一个月,挑一个手头阔绰的下午,去小卖铺或者有电话的朋友家,赶集似的掐着点儿在59秒内把重点讲完。
那时的电话也不是如今的样式,没有数字按键,拨号盘是转盘式的,拨起号来有拧发条的声音。直到如今,我还时常记起爸爸拨动转盘,给远在老家的奶奶打电话时的样子,他们总是讲着雷同的话题:“在外很好,不用牵挂。”“发工资了,给您邮生活费。”“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
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
或许,这就是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母亲表达思念的唯一方式。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和奶奶从未说过煽情的话。那个年代的人们,似乎天生不懂得抒情,他们的话题永远局限在事务性的汇报上:发工资没?发了多少?给家里邮钱没?邮了多少……更何况,奶奶并不是一个擅于表达的人。一个中年丧夫的女人,独自抚养4个幼子,生活早就把她的情感磨得粗粝不堪,哪儿还有那么多时间来表达爱。她最在乎的,是怎样让她的孩子们活下去。
孩子们为了讨生活,早早地出了远门打工。岁月的严苛,同样赐予他们一张不苟言笑的脸。从小到大,我都畏惧爸爸—他永远对我有着极高的要求,别的孩子还在穿着开裆裤踢毽子,我就被拎到房间,抄写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生字。
直到抄得手腕都酸了,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才勉强得到爸爸的肯定:“今天还不错。”随即他挥了挥那双满是老茧和倒刺的手:“别怪爸爸心狠,你不努力,以后多得是苦吃……”
那时我还太小,既不明白那句“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也不明白那句“别怪爸爸心狠”。人生在世的不得已,以及世间最深厚的父女之情,我通通一无所知。
二、
直到多年后,父亲的通话对象从奶奶变成了我。
那时奶奶已经去世了,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2008年,去广州上学前的一个晚上,爸爸很慎重地送了我一部手机,很清新的绿色机壳,按键的,双卡双待。爸爸让我把电话号码存到他的通讯录里。他早已不年轻了,不太会用功能繁多的智能机,只能伸长脖子看我操作:“你把你的号码存在第一个,不然我找不到……”
我忘了有没有将号码存在第一个,但第二天傍晚,还是接到了爸爸的电话:“妮儿,你在学校怎么样?”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
9月,广州的傍晚雷雨大作,寝室里只有我和另一个潮汕姑娘。潮汕姑娘家来了很多人,爸爸、妈妈,乃至叔伯表亲,不惜长途跋涉地送她上学。
所以她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只是接了个电话就会哭得难以自抑—我听见爸爸在那头说:“是爸爸不好,没能送你去上学……”
因为家庭条件所限,爸爸不得不忙于生计,即便是我升学这样的大事,他也没法抽出空来。我是一个人南下的,扛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还有一大桶生活用品。
爸爸一直在电话那头道歉:“你一上车,我和你妈妈就后悔了,再怎么难,都该送你去学校的……”说着说着,一向强硬的爸爸,竟也哽咽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读懂了父亲的柔软和深情。他从未说过爱我,但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方式爱我。那些在房间里抄书,抄到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纸上的夜晚,他多想抱住他的女儿,告诉她不必那么辛苦。
可是他不能说,他一旦说了,他的妮儿往后要吃的苦,就数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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