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剪花娘子》内容如下:
1920年,库淑兰出生在陕西省旬邑县王村。
彼时恰逢大灾荒年,在库淑兰出生40天后,父母带着她迁居到100公里之外的南洪柳渠村。在那里,库淑兰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库淑兰有一个很好听的小名,叫“桃儿”,但村里人更喜欢叫她“猴桃儿”——儿时的库淑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皮猴儿”。
在那时的库淑兰看来,自己与传统语境下的女孩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她也喜欢花。她经常偷拿母亲的剪刀,把搜集到的树叶剪成花草鱼虫的形状,乐此不疲。
直到1929年,库淑兰9岁时,传统陋习开始折磨她——她被迫缠足。等脚定型的日子里,库淑兰多次偷偷将布条拆开,被发现后再被母亲强硬地缠上,一来二去,她受的苦楚更多了。
在库淑兰三四岁时,按照当地旧俗,家人在老家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库淑兰15岁时,男方家长多次上门催婚。
此时,库淑兰正在三原县城读书,自11岁入学算起,这是她读书的第5个年头。她在学校里识字、绘画,甚至学了口琴。在这座曾走出教育家于右任的县城,这种新式学堂并不罕见。
直到男方家的催婚信又一次传来,库淑兰离开了学校,回家待嫁。
旧时代的妇女,嫁衣是要自己绣的。此外,还要学如何操持家务、侍候公婆。穿针引线,绣花描草,库淑兰依偎在母亲身边,度过了两年学习时光。
许多年后,她在自己的剪纸作品里重现了这个场景,恰如在这首渭北民谣中所唱的那样:“一树梨花靠粉墙,娘到绣房教贤良,一学针线毛帘绣,二学裁剪缝衣裳,三学人来客去知大礼,四学莺歌把家当,五学走路不慌张,出厨房,进大房……”
待到1937年,库淑兰17岁,她出嫁的日子到了。
临出嫁时,库淑兰张罗着带上自己的书和砚台,连口琴也要收拾到嫁妆里——她是准备继续看书写字的。
启程的日子如约而至,库淑兰在父亲与未来公公的护送下,前往婆家旬邑县。
她骑着毛驴,带上装着书籍和口琴的嫁妆,辞别自己生活了17年的家。
在库淑兰的作品中,有一幅剪纸寄托了她对爱情的渴望——《江娃拉马梅香骑》。剪这幅作品时,库淑兰一边剪刀飞舞,一边唱着歌谣:“鹐鸨鸨,鹐树皮,江娃拉马梅香骑。江娃拿的花鞭子,打了梅香脚尖子。”
但美好的渴望终究只是幻想,现实中库淑兰的婚姻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自从到这个家里以后,就把苦下完了。”
库淑兰的婆家姓孙,住在旬邑县孙家台子村。孙家祖上曾是富户,但到了库淑兰公公这一代,家境已经败落,而且家里有6个儿子和1个女儿。
库淑兰的丈夫孙保印是家中的老大,17岁的库淑兰就成了长媳。因为库淑兰上过新式学堂,性格又活泛,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这是一件“出格”的事情。孙家为了规训库淑兰,对她的态度格外严厉。
从起床开始,库淑兰就要到婆婆和公公面前,被立规矩。侍候完二老起床后,她要马上赶到厨房做一家人的早餐。每天做什么饭、用多少面,都要一一问过婆婆才可以动手。有时候婆婆故意搓磨她,就会一直等到家里的男人们快要从地里回来时,才开口告诉她。
时间不够,库淑兰做不出饭,就要遭受拳打脚踢。有时候是公公打,有时候是婆婆掐,动手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丈夫孙保印。
孙保印身材高大,少言寡语。库淑兰在他眼里,是妻子,更是一个可以用来出气的物件。
刚结婚的那几年,孙保印打库淑兰是没有缘由的——割麦子割到库淑兰脚边,库淑兰没有及时让开,他就对她一顿打;从地里回来看到库淑兰在玩秋千,他也要打;库淑兰生的是个女儿,他还打;更甚的是有一次,库淑兰只是在晒谷子时不会使用工具,孙保印直接拿着手里的铁叉,朝库淑兰的小腿肚扎了过来。
经久的暴力终于消磨掉库淑兰的勇气,她烧掉书,砸烂心爱的砚台,再也不提“读书”二字。遍体鳞伤成了库淑兰的常态,无依无靠是她婚姻生活的底色。
那些年,为了尽可能地避开丈夫的暴力,库淑兰晚上不敢进卧室睡觉,只能躲在院子里的柴火堆或稻草垛中。她和衣缩在柴火堆或稻草垛中,看着天上的月亮,心想月亮一定是个男人,要不怎么敢在晚上出来呢。
好在生活中并不只有绝望。因为绣花手艺好,渐渐地,她开始帮别人绣花赚钱。
每到别人请她去家里绣花的日子,库淑兰就格外期待。此后,她的绣活越发精美,绣得也越来越快,她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在那片夯土墙下、白杨树旁,像这样充斥着暴力与无助的生活,一直到库淑兰生了儿子,才有所改善。
实际上,库淑兰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贫苦和疾病,最终只成活了两儿一女。
1948年3月,分家后,两个人带着儿女,搬到了库淑兰的老家——王村。
这一年,库淑兰28岁。成婚11年,她终于熬成了“当家娘子”。
不过库淑兰一家只能住在离王村有些距离的窑洞里。自此,管家的重担就落在了库淑兰的肩上。
经历十余年的婚姻生活,库淑兰早已“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忙里忙外地操持家务、干农活,闲暇时还要去山上采草药补贴家用。
在王村,库淑兰也感到了久违的温暖。
她总是想着回报那些对她表达善意的人:她会剪纸,村里人只要来向她请教如何剪纸,她必毫无保留,倾囊相授,甚至直接帮人将窗花剪好;她也懂一点儿中医知识,村里但凡有哪家的孩子头疼脑热,只要来叫“桃儿姑姑”,库淑兰拔腿就去。
在王村的日子虽苦,但对库淑兰来说,有的是盼头。直到1985年,一次外出看病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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