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语文课的开端》内容如下:
1899年前后,康有为的一个弟子提出了问题,小孩子以《三字经》开蒙以四书开蒙,七八岁小孩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他不明白,不就是变得更蒙昧了吗?当时的儒生不会反对旧学,但知识界有共识,四书五经的文字太深奥了,应该用更浅白的文字来教孩子,用切音字来教孩子认字发音。外交家黄遵宪多次出访日本,着有《日本国志》一书,他从中文日语的比较中得出结论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和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把语言、文字的分合与识字率、启蒙教育结合起来。
戊戌变法前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变革文字,一方面又不可能舍弃中文传统中所蕴含的教养,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中国文字的优点,在此前提下,引进西方语言、切音文字或者白话,以此来学西方的知识。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非常理解,所以他有一段话:“中国文词之富丽,字画之精工,远胜他国。惟其富丽精工,故习之也难。”李提摩太说,中文学起来太难,读书人十年寒窗,才有点儿成就,要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仔细学中文,这样就没时间学别的。至于洋文,就有中国学者提出“华人宜通西文说”,孩子要学外语,西方孩子学几年就能读书写文章了,并不是他们聪明,而是他们的文章简单。
我在《国文的创生》这本书中看到好多教学改革是从上海发起的,举两个例子。钟天纬在上海办“沪南三等公学”,八岁孩子入蒙馆,专学认字;11岁才进入经馆,学四书五经,兼学英语。他们的教学方法是这样的,第一是制作识字卡片,分为繁、要、简三种,每天讲20个字。第二,认识一千余字后,就从《二十四孝》这样的书中选一些片段,编300篇课文,配以石印绘图,以课文来促进认字,务必让学生认识3000个字。随着词汇量增加,课文难度加大,从《战国策》《史记》中选文章来当课文。第三,写作文不再拘泥于古文,只要慢慢从几十个字写到一两百字,文字通顺,就算是作文。钟天纬仿照英文读本编过一套《蒙学镜》,有评论说,清末有教科书就从这本《蒙学镜》开始。这套教材分为《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文粹》《词章》等册。《字义》一册的架构,已经受到西方语法学词类观念的影响,按照实字(也就是名词)、形容字、动作字、连接字等分为九章。
也就是在钟天纬编《蒙学镜》这一年,《马氏文通》在上海出版,这本书将西方的语法观念引入到汉语教学中。此前,传教士编写的英文教材都会讲“言分九类”,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冠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等,这套划分方法,也会纳入到我们的文字传统中,比如倡导切音字方案的《盛世元音》一书,编写者就会把西方的九类词汇划入到“活字”“虚字”“实字”这三纲之中,活字就是动词,助词和感叹词也在活字这一纲中,形容词和代词被划为虚字这一纲,名词就是实字。用“实”“虚”“活”这样的分类方式来对应英文中的九类词,就是要把外来语法知识对接到我们的传统资源之上。
不要以为老课文跟我们没关系,一百多年前的小学生课本里,有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了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有富兰克林放风筝引电的故事,这些小文章我们现在非常熟悉。当然,当年大清教改,有这么几件事,其意义远比几篇课文深远:其一,语文是学习各学科知识的基础;其二,拼音及语法进入汉语教学,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向以讲授为主;其三,怎么看待文言文和古诗词,这在当年是很严肃的文化问题,今日课本中的文言文比例也有很深的文化传承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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