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做学问的忌讳》内容如下: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
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惟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
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更进一层说,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
就“权”与“位”而言,尤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谋取权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时间,而取得之后,仍有麻烦。位愈高权愈重,麻烦愈多,不仅因为有权位就有职务要做,而且世俗趋附,习于请托,有权位必然应酬大增,为职务为应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地浸润在学术中!
记得1941年,我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晚散步中庭,师谓我曰:“你将来治学有成,必无问题。但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务!”这一番训诲,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至今记忆犹新,不敢忘,影响我的治学亦极大!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着之病。我所说的“固执”与“执着”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此。
选自《治史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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