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乌龟市的烩面》内容如下:
距我家一里远,有条小街,叫五桂寺,是县城西面几个乡入城路的汇聚口,异常热闹。此地是否原有一座长着5棵桂花树的寺庙,已不可考,乡人更喜欢叫它“乌龟市”。
乌龟市曾有一个供销社门市部,油盐酱醋、五金百货,甚至还有些玩具和小人书,那里是我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但因为没有钱,只能隔着玻璃,眼巴巴地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已攒够了钱,从营业员手中接过小人书或飞行棋……
除了这些,我最喜欢的,就是供销社综合食堂。相比于橱窗里隔着玻璃的梦想,这里的东西更直观也更实在,还能闻到香气,眼睛、鼻子甚至耳朵,都能“打上牙祭”。
食堂没有菜谱,墙上一个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当日采购员买来的菜食,能做出来的无非就是回锅肉、粉蒸肉、红烧肉、麻婆豆腐之类的。
食堂门口有3个摊儿,一个卖蒸菜,一个卖烧饼,一个卖烩面,都由一个红鼻子大叔掌管着。大叔先前在城隍庙夜市摆摊卖烩面,后来不许私人摆摊了,他便被供销社连摊儿带人招了进去,虽然收入大不如前,但风不吹雨不淋,卖多卖少没人唠叨,也乐得清闲—表面上看照看的是3桩生意,但干的活儿却并不比先前单干时多。大叔的蒸笼里常常无肉可蒸,烧饼摊儿只有在冬至节前一晚会稍忙一点儿。那时,搞来羊肉是件难事,但怀旧的人家,在棒子骨汤里撒几根香菜,也要冒充一下羊肉汤过过瘾;而烧饼,是这模仿秀中必不可少且唯一正宗的演员。
所以,红鼻子大叔主要照看的,还是他最擅长的烩面。他也因此成为我最喜欢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不亚于东门糕饼店做糖的黑鼻子大叔。
常有人说“这人长得像喝醉了一样”,我觉得就是在说红鼻子大叔。即使不喝酒,他的脸上也自带几分酒意。膨胀的大鼻子挤压着两颗惺忪的眼睛,像极了偷喝了醪糟的肥猫。他的头一年四季都油光锃亮,两只耳朵像刚吵了架的夫妻,谁也不理谁地别向相反的方向。一条曾经可能是白色的灰色围腰像勒在气球上一般,绑在他一直没停止膨胀的腰上,如同一个肚兜—只需往他怀里塞进去一条大鲤鱼,他便是个老年版的大阿福。
比阿福形象更精彩的,是他做烩面的技术。有一个暑假,在长长的五十几天里,我几乎天天跑到食堂门口,看他把敲得梆梆响的响皮炸成金黄的黄叶,然后切成细条,放进翻滚的骨汤里,放面,放海带丝和萝卜丝,再往里一大勺一大勺地放盐、味精以及芡粉水,舀起来,在空中划一道妖娆的弧,然后倒入炸好的肉丸子,等有人来买时,用粗瓷海碗盛了,再撒上几颗青白鲜亮的葱花,热气袅袅,魅惑无比。然后满意地用勺子在锅边敲两下,像是给这套完美的表演画一个句号。
烩面的售价是一角二分钱,这是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烩面里有酥肉,有圆子,还有萝卜丝和面,吃完了还可以饶上半碗汤,香喷喷、热乎乎、软绵绵地滑入久不见荤腥的肚子,那份美劲儿,就甭提了。即使再贫困、再抠门的赶场人,从此路过,也忍不住停下脚来,从裤腰上解下钱袋,抖搂出几张票子,捋直了,小心放到案板上,然后眼巴巴地看红鼻子大叔的一套舀面表演,两声勺响,颤巍巍端起,一喝一大口,然后长长地伸出舌头,吐出一口热气,烫得再凶也舍不得吐。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激动地吞下自己口中丰茂的水分,捏捏空空的口袋,或把摊子前随意一个中老年妇女想成妈妈或外婆,想象她们掏出钱来,买下一碗,满眼幸福地看我狼吞虎咽,然后乐呵呵地饮尽碗中剩下的一小口汤……
多数时候,我都能战胜这份狂想,郁郁地离开。直至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乡下人从背篓里的红布里抓出两把米,“哗哗”放到秤盘上,红鼻子大叔拎起来看了看,然后倒进身后的缸里,拿起面勺,在烩面锅里给他舀了大大的一碗,我脑中一个小铃铛,叮地响了一声。
米是最硬的硬通货!我怎么忘了这茬儿?
我当即溜回家里,从米缸里抓出几把米,用手帕包了,老鼠过街一样依着墙脚,溜回烩面摊子前,感觉前后左右,都是眼睛……
红鼻子大叔倒没什么反应,照样拎起秤盘,掂了掂,然后舀了一大碗烩面给我,看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碗边,蹲下身来,把我刚才拿来的小米包放在我的手中,说:“孩子,你记着,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人不能被自己的嘴指使了!”
他的话音不重,却像山峦倾覆一样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捧起那袋米,像捧着一团烧红的炭,熟虾米一般,羞愧而弯曲地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家里的米。
也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不问而取。
这也许是乌龟市上那碗烩面给我最大的营养,由胃入心,滋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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