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忆尊师于永正》内容如下:
每当有人问我有没有遇到名师,我都会这样回答:“有,于永正先生排第一。”
我辈福浅,在初上学之时,于老师已经退休好多年了,我为六年中没有正式做他的学生而遗憾。
记得那时,我在城中最好的小学就读,于老师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学校里,有一半语文老师是这位“小语界泰斗”的“徒子徒孙”。当我们听说于老师要给我们上一堂课时,足足兴奋了好几个星期。那一天,大家换上最正式的一身校服,进入一号会场,那里已入座了四百位老师。于老师穿着一件T恤,淡蓝色的,台上的灯光一打,显得很温暖。他的标志性银发,柔软地梳向一侧,又规矩又自然,笑意让眼睛眯起来,甜甜的皱纹简直要压弯了金丝镜框。
这节课是《珍珠鸟》,冯骥才的文章。
于老师基本上不用投影,一块小黑板和一根拇指长的粉笔足以让他满足。只有一张冯骥才的照片,他找给我们看—脸长,头发长,指头也长,拍得很滑稽。他带着四百位老师、五十个孩子都笑了。我记得于老师让我们给冯骥才写一段话,作为练笔。舞台灯光下,谁能冷静下来写?都咬着笔尖儿。老先生摸一摸这个的头,抚一抚那个的背,说:“孩子们快快写,于老师写文章只要二十分钟哦。”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敢不信,因为老爷子写作功底非常深厚,短的文章写二十分钟,真可能并不是空谈。
于老师轻松地拉起几位同学,递给他们话筒,让他们读一读自己写的短文。这其中就有我。他鼓励学生发言并不是淡淡的眼神鼓励,而是夸张地搂着你的肩膀,脸颊贴着你的额头,仿佛眼神看不清小字一样。这样温暖的鼓励回答问题的方式,让我一下子不紧张了。我小声呼着气,轻轻读完,于老师说:“非常棒了,得给一百二十分!”
这是老先生唯一一次给我们上课,把这个唯一一次表扬的机会给了我,在这样大的场合,一个孩子该是多么欢欣雀跃、受宠若惊啊!
就是这样一位给我“一百二十分”的老师,在这堂课三年后,便被疾病带离了世界。
彼时我已辗转三校,傍晚坐在南京寒冷的桌前,从我的老师那里惊闻于老师去世的消息,心情沉重,竟不能写下字句。
我不知道于老师经受了怎样的痛苦,但他留下了一长串的日记,取名为《病中“吟”》—那仿佛是在记录生活中的快乐,充满了生活的热情与希望。我感到心酸的是他的一头银发尽皆掉落—那柔软发亮的,在课堂上亲切地贴着我的耳朵的银发,从于老师潇洒的头顶落下。
但细看,他的日记中颇不平静。像所有免疫力低下的血液病人一样,发烧、浮肿是很频繁的事情。这个在课堂上颇有孩子气,很细腻的“老头儿”,在面对这些病痛时,轻松地说出九个字:“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他出奇的镇定,仿佛不是在忍受病痛,而是在探索病痛时的体验和过程。这不愧是我崇敬的他。
接下来还能怎么样呢?当于老师辗转天津、淄博就医后,他的九个字改成了:“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病重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于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写了遗嘱。主要有三句话。第一,我是唯物主义者,死后不设灵堂,不扎花圈,不烧纸,家人不戴孝,也不要戴黑袖章。第二,死后不要把我打扮成妖怪,别吓坏我两个孙女,就穿平时穿的休闲装。第三,骨灰撒在树下,不和活人争地盘。”
这些文字发表于2017年8月,距离于老师去世还有四个月。文章的结尾是以自己出院的庆幸而止的。我相信他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一定也写了一些,但他只愿意用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来为自己的病中“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那个寒冷的夜晚,我终究还是写了几句话:于永正先生,无疑泰斗,中流砥柱。病中仍以唯物主义精神激励自己,笑对春秋,惯看不惊。将为师风范注入灵魂,超凡意志,永存于世;德行永正,人格留香。病中遗嘱,更兼雄伟,身后世事,笑看凡尘;育人求索,杏坛丰意,识行大雅,撷彼莘莘!今日离世,于民主学子,怅然失神,唏嘘痛惋;于教育大计,光耀不在,与国同悲。
我诚惶诚恐,评价先生实属冒犯,因为先生的徒弟、徒弟的徒弟,我都尊称为老师,更何况先生呢?但对于学生来说,这种真情,多少还是应该斗胆用文字来表达的。
然而我深知用这些文字来形容他,倒不如写一写课堂上带着纱巾演“老母鸡”的于老师,喜欢在黑板上画大问号的于老师,“故意”把冯骥才滑稽照放在展板上的于老师,这样才来得更加实在。
这两年,我时常怀念起于老师,看看他的教学录像,眼角不由得湿润。于老师说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我却愿意相信有来世,这样他的光辉就不会消散,会有又一位于先生以同样伟大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若于老师知道一个与他有“一课之缘”的小学生,这样写关于他的一些文字,应该会以慈爱的宽怀来包容他的稚嫩吧。
于老师已远去,然永远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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