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弟弟赠我上海牌手表》内容如下:
1954年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我家人口虽多但劳力却少,一直是“透支户”。1968年夏,我们兄弟三人分别从部队、学校回乡务农,家中一下子多了三根扁担,再也不用为找透支款而犯愁了。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20出头的小伙子,老是窝在家里务农总不是个办法。眼看着昔日的中学同窗,一个个端上了“铁饭碗”,我们也渴望有所改变。
弟弟心灵手巧,又有文化,在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锻炼了一番之后,跟着如东师傅学习木工手艺,出师后去外地搞建筑。辛苦自不必说,但与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天收入三四毛钱相比,滋润多了。
我生性木讷,老老实实“修理地球”3年后,终于收到一个喜讯。为了解决农家子弟就近读书困难的现状,根据县教育局统一安排,我们公社有两所小学新办了初中班。因师资力量不足,有公办缺额代课教师名额,正在物色合适人选。没想到大队支部书记在同意我代课的一份材料上签了字。就这样,我十分幸运地进入了教师队伍,当上了临时工。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事件,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
1972年2月初,开学在即,我骑着自行车去离家10多里远的初中学校提前报到。鸿雁传书,弟弟得知了我当上代课教师的消息,欣喜若狂,但他转念一想,刚上讲坛面对学生讲课,怎么掌握时间,控制教学进度?得赶快想办法去买一只手表,以解燃眉之急。
当年,手表是一种十分稀缺的商品,有钱也难买到,要想购买一块上海产的全钢表,首先必须得有“手表票”。20世纪70年代,国产手表仅有上海、海鸥、和平等几个品牌销售,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手表的需求,手表票便应运而生。一般而言,普通工人想要获得一张手表票,必须论资排辈地排队。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每年的“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都可以分到一张手表票。所以,拥有一张手表票,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有了去百货公司或供销社购买一块手表的资格。那个时候能买手表的人,无一不是工作积极进取,思想上向党靠拢的先进分子。
不仅如此,手表的价格也贵,当时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机械表,售价120元。而我这个公办初中缺额代课教师的工资为每月27元,这就意味着买一块手表,就要花去我将近4个半月的薪水。但在当年,倾全家之力,购买一块手表而三个月不知肉味者,不在少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弟弟硬是想方设法,从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张手表票。购得手表后,正巧有同事出差,弟弟就托他把手表千里迢迢地送到了我手上。
那天课间,我正在教师办公室给手表上发条,引来了一众围观者。
“小瞿,你也在置办‘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当得知是我弟弟赠送与我时,大家一个个眼睛瞪得滚圆,惊呼:“兄弟情深!”
周末我回家,向母亲展示了银光闪闪的上海牌手表。当得知手表的来龙去脉后,母亲大笑:“我家水侯(弟弟乳名)长大了,多懂事啊。”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永远珍惜这份同胞情义。
夜深人静,煤油灯下,我批改作业、备课时,听着手表齿轮旋转发出的轻微“咔哒”声,感到特别悦耳,仿佛弟弟在旁叮嘱我要珍惜时间的分分秒秒。就这样,弟弟赠与我的上海牌手表,陪伴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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