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我为什么要工作》内容如下:
作家丹·布朗在疫情初期去了片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结果感染了新冠肺炎,不过好在三天后就康复了。听到这则消息,我对丹·布朗的康复速度深感惊讶,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不公开治疗方案,以便造福深受疫情之苦的普罗大众,直到我读到来自他前妻披露的信息:“多年来,丹·布朗与一位荷兰驯马师有着隐秘的婚外情,给她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包括一匹34万美元的弗里斯兰马。”
暂且抛开道德层面不予讨论,我突然醒悟,对情妇较为慷慨的丹·布朗,一定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次感染新冠肺炎后,一定是因为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极高的医疗服务,才能够只用三天就完全康复。
丹·布朗的钱从哪儿来呢?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福布斯》杂志估计他年收入达7600万美元,《时代》杂志估计他光是凭借作品《达·芬奇密码》就有2500万美元的进账。即便如此,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新冠肺炎康复后,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写作剧本和小说。所以,从某个层面而言,工作带来的金钱挽救了丹·布朗的生命,还使他获得了火箭一般的康复速度。用工作报酬获得高质量的医疗待遇,从而延长生命,这是我工作的第一个目的。
契诃夫在萨哈林之行后意识到,作为文学家,他需要的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生活在人们中间”,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无疑,工作能够实现契诃夫的愿望。事实上,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行医的契诃夫也正是通过工作,通过在医院中穿行于病人中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及写作的诸多素材。懈怠如我,如若没有工作的压力和鞭策,多半会如地鼠般隐匿于家中,不再精心于护肤及打扮,也将疏于关注潮流趋势及自我成长和提升,更会尽量少地与人类及社会产生互动。一想到这苍白又晦暗的画面,再反观我在办公室那朝气蓬勃、活力满满,与同事热情互动的样子,我就不禁感谢工作,提供给我浮游在人类及社会中的契机,给我输送新鲜的氧气,此为我工作的第二个目的。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在将女儿金塔纳的骨灰放进圣约翰的大理石墙的一个星期后,飞去了波士顿、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忙着为新书做宣传。接下来,她又飞去了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丹佛、西雅图、芝加哥、多伦多……仍然是为了工作。接下来,她意识到,光是在机场匆忙来往还不够,必须更努力,于是她计划将新书改编成一部话剧,在百老汇演出。在工作的时段,“钟声不一定响起,大门不一定闭锁,问题的答案是开放性的,故事还没有落幕”。狄迪恩是在试图用工作忘却死亡带来的痛苦,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言:“工作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生命的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遮挡生命中的无常及痛苦,此为我工作的第三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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