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内容如下:
去年10月7日,在海淀公园,我第一次参加女儿的班级活动。在那场活动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大意了。那天活动结束后,我跟几个家长讨论中发现,他们普遍说,自己孩子的英文词汇量已经达到上千个。我心想,这差距太大了,这相当于中学水平啊。
当晚,我跟我老婆说。她问我,那怎么办,咱们也背?
我女儿七岁,去年9月刚入学北大附小,读一年级。在这之前,因为工作原因,我老婆带着她一直在云南生活。在教办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不接触课本知识,我和她妈妈也没给她报任何班,觉得没必要。所以入学时,她完全是零基础。现在回想,觉得还是应该更早一些干预的。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女儿的成绩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从老师发来的课堂视频里看,英语老师上课一句中文都不说。女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上学期,学10以内加减法,要求孩子们“通关”——一分钟做40道题。那一次,全班36个同学,第一批通过19人,一批一批地过,到了第三批,就剩我女儿没通过。老师索性告诉我出题范围说,就考这些,随机出题,多练几遍就可以。最终,她也只过了38道,勉强过关。
跟女儿一样大的时候,我自己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村里人都叫我“神童”。老师会因为我调皮捣蛋而叫家长,但从来没有因为学习问题。现在女儿成绩倒数第一,我怕同学甚至是她自己,给自己贴上不好的标签。我想,这学习不得不抓了。
从家里到女儿学校,有五种方式可以选择:坐校车,坐北大教师的班车,乘地铁,开车,骑自行车。但我还是决定选择骑车,因为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时间。
10月中旬开始,我和女儿一起度过了艰难的两个多月。每天早晨七点半前后,我骑车带着她出发。在骑往学校的20分钟里,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没有机会做其他事,只能听我带着她复习功课。北京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有一天她坐在后座上,冻得够呛。
下午四点左右放学后,我把她接到我的办公室来完成作业。写作业的这两个小时,是非常艰难的,简直就是战斗。
我女儿很活泼开朗。首先,我要让她安静地坐到桌子前。然后,我得盯住她。刚开始,哄一哄还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到后来,一说到学习,就到了完全不能商量的地步。小孩子嘛,反抗的方式就是哭、闹。我始终强调自己要有耐心,要温和,但是到后面,我们父女俩还是大呼小叫。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整个三楼都能听到我和女儿在这里大呼小叫,也不会有人来劝,毕竟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搞了两个月,到了她要放寒假的时候。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学习跟上了,不再是倒数第一。但是第二个,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有了厌学的倾向。
一提到读书,女儿就变得非常烦躁。最开始我跟她商量一句,咱们去做作业,她就去做了。到后来,起码要博弈半个小时,她才能坐下来。她甚至有了这样的表达——在爸爸妈妈眼里,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爱我是因为我学习好。
我意识到,强迫她学习这件事,让一个七岁的孩子感到焦虑。她有时候表现得很伤心,会说,本来好好的,非提学习,不学习你就不爱我了吗?
很显然,这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亲子关系,遭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反对。我爱人说,女儿好像被压迫得不长个子了。
原本我已经为她制定好了寒假学习计划,语文、数学、英语,在过年前分别要学到什么进度,练习册每天要做够多少页,都在计划当中。
现在看上去无法执行了,我选择了妥协。理性思考之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亲子关系,还有女儿长期的学习兴趣培养,看上去都比下个学期的成绩提高更加重要。
经过两个月后,女儿又回到了自由状态。有时候,看着她在学习上这么困难,我总会拿六岁的自己跟她比较。
因为从小识记能力特别好,村里人叫我“神童”。1974年我在山东出生,三岁起在吉林松原的农村长大。六岁那年,我姐去上学,我在家翻她的字典。没人要求我背下它,我翻来覆去地看,就背下来了。
现在我观察我女儿,感到跟我当时的早慧是无法相比的。
其实在人群里会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然对于知识、艺术、文学等等感兴趣。我生活的70年代,虽然农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比较低,但也有喜欢读书的,会订《文学月刊》《收获》《十月》这些文学期刊,我总是到他们家里找书来读。
六岁时,记不清从哪里得来第一本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虽然情节不能完全理解,但书里的字我已经全部认识,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章的情节。上了高中,我大概是利用图书馆最充分的学生,只要不上课我就呆在里面,读了很多外国文学,我特别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
因为记忆力好,我小学时,成绩多是“双百”,我姐当时学的高年级课程我也都会。我母亲——一位有智慧的农村妇女,也为我创造了后天因素。
她对我期望很高,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因此对我很严厉。在我初中时期,对学习吊儿郎当的时候,她打我是很常见的事。上初三那年,她给我从教学质量很差的初中办了转学,认真学习两个月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考上高中那年,我14岁,在班里年纪最小。高一分科的那个学期,我考了全校第一。九门功课,除了数学,剩下八门,我全部是第一。老师们告诉我,我能考上北大。
我们那时代,学习和考试的竞争压力也很大,当时全班六十多人,最终继续读书的有4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考上的是大专。但从高一开始,我的目标很明确,考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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