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烹饪的冲突：当厨房打仗的时候》

精选文摘《烹饪的冲突：当厨房打仗的时候》内容如下：

建立民族的菜式是饮食身份诸方面中的一个方面，饮食的疆界很脆弱，理论上的模式和烹饪的实际完全不相容，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人们一定都是关注菜品的味道怎么样，要花多少钱，而不是在吃上面一个劲儿想着国家利益。

“他者的厨艺”于是成了一种参照物，可以用来模仿，也可以尽量规避。

法国和英国的对立也反映在间接的烹饪对立上，18世纪以后，很多英国餐厅都拒绝把法国菜品写在自己的菜单上。法国宫廷烹饪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英国贵族的饮食习惯，而所谓的“家庭烹饪”对法国影响实在的“反击”也不能忽视。1842年，雅克·阿拉贡出版《在巴黎用餐》，说到餐馆和大众餐厅，其言辞刻薄无以复加，但当提到法英餐厅的时候，却把法国菜和英国菜分开说，法国菜真的很好吃，英国菜实在难以下咽。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拿德国人的习惯开刀，说德国人的习惯过于“日耳曼化”，在吃饭上面表现得最厉害：偏爱油腻的菜式，菜量极大，还边吃边看书，这都是对匈牙利人生活的巨大伤害。奥地利的排犹情绪甚至蔓延到了烹饪空间，1872年，维也纳学生会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酒吧，禁止任何犹太学生和他们合用一张桌子，犹太学生也不能和日耳曼学生一起喝啤酒。

其他一些社团仿照维也纳学生会的样子，也有这样的歧视行为。“他者”的理论，也把食品和某个人群的道德（更多的时候是该人群的缺陷）联系在了一起。法国的“栗子文化”就很能说明问题。栗子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是从18世纪以后，栗子渐渐地和种植者的懒惰连在了一起。科学家沙普塔勒说“栗子园不需要人照管”，1863年，噶斯帕兰在其着作《农业教程》中宣称：“仅仅依靠一棵树上的果子养活自己的人群，必定在生活中停滞不前。”类似的批评越来越多，有人抨击利穆赞地区农民所谓的闲散，又有人数落科西嘉的农民。1905年，让·洛兰措辞激烈地说：“栗子是科西嘉的小麦，这和科西嘉农民的穷酸与懒惰正好搭配。”噶斯帕兰比较爽快，干脆把栗子说成是蛊惑人心：“天上掉馅饼，果实从树上掉下来，上头掉着，下面拾着，这难道不是社会党人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吗？”他要传递的政治信息十分清楚：“栗子文化”可以滋生懒惰，保不准也会滋生反叛和动乱思想。

政治的危机是食品现象的极端化，那些被视作入侵者的人已经不是简单的对手了，而是要来摧毁我们文明的敌人。“他者”厨艺从此变成了战争文化的典型用词，纳入了爱国主义的范畴：吃了敌人的饭食，就有可能吸收敌人的优点和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禁止吃德国人的菜，如果实在躲不开、不吃就没得吃了，也要改了菜名再吃。这种“烹饪强奸”逼迫政府对已经变成寻常之物的消费品做出反应：如果不得不使用一些外国产品，就要完成一次派生词的革命。1918年，酸菜熟肉、8字形松饼加法兰克福小香肠从美国的商店和餐馆里消失了，变成了“自由酸菜”和“热狗”，汉堡包的名字也变成了“自由三明治”。大部分改了名字的食物在战争后都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唯有代替法兰克福小香肠的热狗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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