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码》内容如下:
着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5岁。史景迁是国际知名汉学家,曾有学者评价,史景迁笔下的历史魅力在于,他以“说故事”的方式将历史娓娓道来,使历史成为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同时,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中探求人类共同的本性,坚持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
看待历史的方式
史景迁这次来北京,陪伴他的,一个是夫人金安平,史学大家金毓黻的孙女,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史景迁的学生。
史景迁对这样的热烈欢迎有点儿不安。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退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
那是2014年2月28日,史景迁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人山人海。当晚,他讲了一个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一个名叫沈福宗的南京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在那里见到了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刚刚建成的凡尔赛宫里,他们讨论了书法、筷子的使用,路易十四让他用中文念了一段新教的主祷文。后来他在英国跟国王詹姆士二世会面,国王指派宫廷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后来因时局动荡而丢失。
沈福宗在欧洲游历长达8年,除了国王和名士,他还见了一些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并跟他们谈论了度量温度的办法、草药的知识,他也参与了教会对《大学》《论语》和《中庸》的翻译。这位在欧洲有过如此奇遇的中国人,准备带着他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见闻回中国,给同胞讲述地球另一边的世界,却在回程的船上染病去世,被故乡彻底忘记。
事实上,史景迁并没有谈论什么新鲜的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沈福宗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陌生,故事也超出了大家对清代初期中国人的想象,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检索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
史景迁的重点不在这里,他想说的,是他一直以来看待历史的方式。
“我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他开始列举,从沈福宗的故事解读当时的全球化,语言的交流,儒家经典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甚至,“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他抛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像他经常在耶鲁大学指导学生时所做的那样,把思考的任务丢给了听众。
史景迁的中国之路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苏尔里,6岁时,他看到了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对水墨画产生了兴趣。那时候,人们都叫他乔纳森·斯宾塞。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父母的描述,中国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抵抗的英雄形象。而通过这些画册,我开始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感情。”
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得到前往耶鲁大学交换深造的机会。当时的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二战”时,这里是美国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也是研究对华、对日政策的智囊。史景迁到来时,战争的色彩已经褪去大半,但依然能嗅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气味。
像很多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换个专业,一度想去学物理或者美国文学,但最终转而研习中国史。
“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悲剧性的。”
他在耶鲁大学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另一位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
史景迁拜入房兆楹门下。时至今日,史景迁依然称呼房兆楹为“老先生”。在澳大利亚的三年,他在房兆楹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并有了“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以向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迁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成为他出版的第一部着作。他再现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
回忆那段学习时光,史景迁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提醒他,中国有很多正史,但研究历史,要去深入观察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老生常谈的背后,往往有被隐匿的真相。比如人们往往笼统地概括清朝初年民众对清政府的态度,但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不同阶层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迥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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