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文摘《我在联合国做实习生》内容如下:
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联合国开发署的一名实习生。
2016年4月,离我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新浪派了一名摄影记者跟拍我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日常。4月的纽约春寒料峭,我带着摄影师穿过第一大道走向秘书楼,他在我面前一边倒退着拍摄一边问:“为什么要来联合国?”
我反问他:“你觉得呢?”
他放下相机说:“多数人选择联合国只为一个原因——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的确,这里代表着名气和权威。
记得我正式领到工作证,入驻联合国办公那天,恰逢第七十届联大开幕,元首高官们接二连三地被保镖们护送进来,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影机面前,面带微笑地和拥挤的人群站在一起,慢慢观看墙上的展览。
在受到经济危机波及之前,联合国的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福利。负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75%的学费,包括那些最贵的私立大学;工资无须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持专属联合国护照。
不过这些诱人的条件,与并未计划久留的我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弱势群体并不是官员们唯一且最关心的。各国为社会公义而在此联合,国与国对利益的竞争却是无处不在的。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参加联大会议,便是在那可怜的叙利亚小男孩陈尸海滩引起举世哗然之后,大会紧急召集各国讨论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会议在历史悠久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召开,镶着白蜡木的墙壁上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一名妇女双臂高举,放头顶的小鸟飞去。
我问同事这是什么寓意。
她说,托管理事会曾经用来管理前殖民地国家,这雕塑乃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从而“无限制地飞向更高处”。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荧幕上难民们从夹杂着哭声和尖叫的偷渡船上争先恐后地跳下来,与暖气充足的会议厅里平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和同事当天带去了一部用虚拟现实(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一名十二岁的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里不乏童真的日常生活。这片子由几位好莱坞和纽约的制作人操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让人身临其境的新技术唤起了公众对难民的关切。然而在这个会场,大家连九分钟的片子都没时间看完,却在用三小时侃侃而谈。
当马拉拉带着脖子上的伤疤站上联大会堂的主席台时,某位妇女署的高官却因为相关推特没有@他而在半夜大发雷霆。
点开联合国官方网站,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联合国,您的世界。
这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结束拍摄那天,我发着三十九摄氏度高烧,站在东河河畔与这名年轻记者告别。他问:“片子你要不要先挑?”
我摆摆手,新闻摄影,轮不到我说话。
他笑了:“真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磨磨皮,拉拉腿。”
我说:“万万不可,以后老了回首,仍然希望能看到一段货真价实的回忆。”
每周我要写两篇工作日志,汇报工作进度和学习收获,上司看过后对我说,你让我们对社工这个专业产生了很大好奇。春天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与我一同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1255号,与一百多名社工学生和教授讨论,本专业如何代表边缘群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声。
教授N对我说,你把一颗新的种子带进了联合国。这才是你这次实习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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